那段时间他很想喝酒，但一来是酒实在不好买，二来娜塔莎时刻监督着严禁他喝酒。按照娜塔莎的话说，他每次酗酒都没有好事，他想了想，好像确实是这样，竟然也忍过来了。

1991年的时候他只差一年就可以退休了。他成了一个老古董，实验室的年轻人相信自由派的那一套，而他仍然执拗地坚持社会主义更好。国家确实有很多问题，但慢慢改不行吗，为什么非要按西方的来呢？起码苏联这个大家庭不能散了吧？

但世界总是不以他这样的小人物的意志为转移的，那年三月份的时候苏联组织了一场全民公投，大部分人同意保留一个改革后的苏联，但八一九政变之后苏联还是不可遏阻地加速走向崩溃。他当了四十年党员的苏共不存在了，他努力了一辈子如今釜底抽薪什么都不剩，他一把年纪却像是被遗弃的孩子一样茫然无措。有多少人像他一样茫然无措却不得不接受现实？没人去考虑他们这些固执的小人物的想法。

镰刀锤子最后一次在克里姆林宫降下的那天他特意去看了，就像是去参加自己的葬礼。莫斯科比较国际化，因此支持资本主义的比例也特别高。他在一群欢呼着的年轻人中显得格格不入，尴尬而苦涩地想自己大概是真的老了，老到连愤怒都懒得，只剩下一点难过。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国家没了，现在这个国家是他们的了。大家都想要自由，那就给他们自由吧。

但在感受到自由之前，他们先感受到了自由的代价。他亲眼见到实验室里一个年轻的研究员欢欢喜喜庆祝苏联解体，没过几个月就因为比之前更可怕的物价暴涨而面色灰暗大骂政府，天天醉醺醺的，几个月后就再没有人见过他了。这样的事情多得数不清。

伊万所在的研究所和娜塔莎所在的医院都发不出工资来。因为通胀太厉害，一辈子攒下来的卢布瞬间成了废纸，他们都一无所有了。伊万很少去实验室，他需要找到能给他带来收入的工作。

他靠在跳蚤市场卖旧东西来度日，同时还用自己的汽车当起了出租司机。值得一提的是那枚中苏友谊纪念章就是那个时候卖掉的，一起卖掉的还有他的劳动红旗勋章。这些凝聚了他无数辛勤汗水的荣誉如今只剩下观赏价值了，一位美国收藏家出了个不错的价钱用不贬值的美元来买这些破铜烂铁。

娜塔莎坚持在医院工作半天，另外的时间她在打杂工，比如给人打扫房子，或者去街上摆摊卖点小东西。伊万不止一次警告过娜塔莎，说现在外面很乱，让她不要再去街上卖东西了。娜塔莎马上呛回来，说：“那你也别去开出租车了，我们一起饿死在家里。”

有时候娜塔莎会拿些玉米土豆回来，说是法茵卡给的。法茵卡在农业研究所工作，好处就是他们有一大片地，虽然没钱但种点东西起码饿不死。他们也听说很多在乡下有地的人都回去种土豆了，能填饱肚子总是第一位的。

1993年中伊万得到消息，西方、中国和朝鲜都对他们实验室的工程师发出了邀约，待遇比他们在这里好得多。“中国”，再听到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他不禁晃了晃神。西方是邪恶的资本主义帝国，他无论如何都不会去的，但是也许他可以和娜塔莎一起去中国。

那天他排了几个小时的队买到面包，回家的时候却被一群年轻人袭击了，四五个人对他拳打脚踢，最后给他当头来了一棍，抢走了他身上所有物品和食物。伊万觉得自己死定了，这样死在街上的人一天不知道有多少。

他不知道后来娜塔莎是怎么找到他的，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在娜塔莎工作的医院里。他的胸口一阵阵刺痛，呼吸也很困难。见他醒了，娜塔莎赶紧过来让他别动，满脸慌张的神色，抓着他的手说：“是不是很痛啊？…万尼亚哥哥，你忍一忍…待会儿就去做手术了，不要怕，啊？”

伊万被娜塔莎这种哄孩子的语气逗得想笑，刚想说话胸口又一阵痛，猛然咳嗽起来。娜塔莎急得快哭了，眼睛红红的，说：“不要说话了！你肺部受伤了，别说话了。我已经告诉法茵卡了，她很快就过来。你再忍一忍…再忍一忍，没事的。”

伊万这才注意到娜塔莎的手心一片冰凉。到了要叫法茵卡的地步，他是不是快不行了？

很快法茵卡就来了，和她的丈夫一起抱着女儿来。她进来之后问娜塔莎：“娜塔莎姑姑，这是怎么了？”伊万的耳朵嗡嗡作响，但还能听个大概，总之他肋骨断了几根，并且挫伤了肺部，不算特别严重，但现在医疗条件很糟糕，伊万又上年纪了，所以很危险。还好娜塔莎认识的一个外科医生愿意免费给伊万做手术，不过他没这么快过来，他也在别的地方有兼职，他们得稍微等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