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事情根本没人管。他去找过劳改大队的指导员反映，但那人问：“他对你做什么了？”，王耀就说不出口了，涨红着脸憋了半天也说不出来，只好说“没什么”。结果他还没走出门口，就听到他们在后面拿他开玩笑，说这是“屁精遇上流氓了”。

有了第一次别人就会有样学样。这时候他是真的想死了，母亲说的那些话也救不了他。去他妈的伊万，去他妈的父母，统统都见鬼去吧。他不想再见到伊万了，他只想死。

他在1970年底的时候割脉自杀，结果割得不够深又被及时发现没死成。这时候他已经被各种人强迫口交了半年多，真的受不了了。过了两个月他又自杀了一次，用头去撞墙结果只是脑震荡晕过去了，还是没死成。

他头上的伤还没好，有一天天还没亮就被农场的政委叫过去了。那个政委大概三十多岁，可能比王耀还年轻一些，看起来斯斯文文的。政委问他为什么要自杀，他听了眼泪就不受控制地流下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政委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叹口气摆摆手说：“哎呀怎么哭成这样…你别说了我都知道。”又说，“我给你个机会。昨天晚上运来了一批劳改犯，刚才又发来通知调到东北去。你也别寻死了，我帮你改个罪名，你跟着他们去东北吧。”

王耀听了感激得不知道说什么了，跪下来咚咚咚地给他磕头，说他是自己的再造父母，说自己感谢他一辈子。政委随手把他档案里的“鸡奸”给改成了“反革命”，语重心长地说：“我给你这个机会是让你改好，以后别再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事了。”

王耀一边磕头一边再三保证自己一定改。

我一定改，真的，就是死也不做这种事了。

他实在无以为报，便想起了伊万送他的那个手表。他被抓的时候正好戴着，后来便一直小心翼翼地藏在贴身的衣服里。一开始的时候他经常拿出来上上发条，也是激励自己一定要活下去，后来一心想寻死就再没拿出来过。恐怕他现在全身上下也就这个还稍微值点钱。

他把手表拿出来，把发条转了几圈确认还能走字，便讨好地放在政委的桌子上，说：“这个手表应该还值点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政委拿过去左右看了看，笑着说了句“东西是不错”便收下了。

王耀为他收了这手表感到加倍的感激，一叠声地说“谢谢”。他本来担心政委觉得自己的东西不干净不肯要，政委竟肯屈尊收下，他为此甚至感到一丝感动。

王耀那时候的心理已经完全扭曲了，长期处在不被人当人看的环境里，他为了麻醉自己也渐渐不把自己当人看了，自己受到怎样的对待都是理所当然的，不这么想他便活不下去了。

政委是王耀这几年来遇到的唯一好人，他生怕政委对他失望。为了表示他一定改好的决心，他走之前拿着柴刀一刀把头发都削了。其实王耀本来是无所谓长发短发的，但伊万多次说过喜欢他的头发，他后来就舍不得剪短了。如今这一削别人不懂，他自己明白是什么意思。

王耀满怀着希望登上了开往东北的车。他终于摆脱“鸡奸犯”的罪名了，现在他和整车的人都是平等的！崭新的生活开始了！王耀这个政治犯的身份可谓来之不易，比起别人他干活特别认真卖力，在新的地方成了劳动积极分子，还被表扬过好几次。

让王耀有些意外的是他在这里竟然碰到了老熟人。赵立人是一打三反的时候进来的，这时候已经在农场待了小半年，见到王耀的时候真有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又是握手又是拥抱，激动得眼泪都流下来了。他和王耀叙旧的时候告诉了王耀王氏夫妇自杀的消息，还把王修平留下的遗书背给他听。

“空有才学，不识时务；教养二子，皆背祖忘宗、行不义于天地。修平者，修齐治平，今无一建树。吾自视上愧于天、下怍于人，人间六十载实为虚妄，今去矣。”

说者无心，王耀却一下失了神，觉得自己灵魂都给抽空了。父亲临死还在念叨他的事，在遗书里骂他“背祖忘宗、行不义于天地”，他最后也成了逼死父亲的人之一。可是他已经改了，真的改了，他多想亲口告诉父母，他们一定会高兴的。但没机会了，父亲死不瞑目，再不会知道了。

还有母亲。不断激励自己的母亲、柔弱却无比坚强的母亲。她一直鼓励自己活下去，最后却被逼疯了。母亲发疯和父亲的死脱不了关系，那自己便也是间接害死了娘。

他想到母亲怀着王春燕时候的事。母亲已经三十多岁算是高龄产妇，十四岁的王耀好奇地碰了碰母亲越鼓越大的肚子，问为什么还要生孩子。母亲笑得像个少女一般，满脸幸福地说：“你爹爹喜欢女儿哩，我努力一下给他生个女儿。”王耀光是听这话便觉得心里像浸了蜜一样。母亲是很爱父亲的，所以父亲一死她就再也受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