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应该告诉我你的名字，毕竟我们至少还要再见一次面。”

“你可以称呼我‘神父’。”

“你的名字是什么，神父？”

神父此刻只想回到那个灰色鸟笼一般的卧室里去，想摆脱这个港口，这种寒冷，还有这个令人不安的对话者，马上。他扭了一下手腕，但对方攥得更紧。名字不见得是什么秘密，他没有什么好隐藏的：“安东尼奥。我的名字是安东尼奥。”

马可·科斯塔冲他微笑，松了手。安东尼奥大步走开，发着抖，从海上来的冷风推搡他的后背，帮他走得更快，只是不怎么稳妥。等他说服自己回头看一眼的时候，长椅上已经没有人了。

第2章

和父亲截然不同的是，马可·科斯塔并不虔诚。

母亲认定这是美国的错，马可是她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孩子。马可的长姊到纽约来的时候已经八岁了，始终被保护在不大不小的意大利移民圈子里，时至今日还是不太会说英语。姐姐用快如野马的那不勒斯方言和父母谈话，马可勉强能听懂，但这终究不是“他的”语言，仅仅是一片陌生大陆的微弱回响。科斯塔家的儿子在港口长大，早在会读写之前就学会用五种不同的语言说“操你”、“屁股”和“婊子”。可以想象，父母并不欣赏这种早熟的语言能力，赶在儿子彻底变成水手之前把他送进了天主教学校。马可很可能就是在那所学校里和教会彻底决裂的。

不过，人们也找不出马可反感教会的真凭实据。从他会走路开始，每周日都和家人一起去同一个教堂。根据大门上贴着的手写告示，上午九点意大利语弥撒，十点半英文弥撒。科斯塔一家总是八点四十五到达，连父亲被捕的那周也不例外。马可坐在母亲右手边，靠近走道的那一侧。长椅剩余的空间都被姐姐、她的皮革商人丈夫以及逐年增加的外甥占据。从表面上看，科斯塔家的儿子总是打扮得体，无论布道多么冗长也不显得厌倦，弥撒结束互道平安的时候也都面带笑容，整个教区的女孩——可能还有几个男孩——都至少一次在回家路上回味过马可·科斯塔的酒窝。

况且，从逻辑上也难以论证科斯塔家的儿子厌恶教会。这个家族难道不是像喷淋草坪一样往天主教会撒钱，把神父收进口袋深处了吗？这不是什么秘密，1932年洪水季节过后，科斯塔一家慷慨为本堂神父翻修住所，补了屋顶，还承担了两扇新花窗的费用。次年为教堂更换了所有电灯，购置管风琴，顺便雇来了管风琴师，因为“科斯塔先生喜欢管风琴的声音，让他想起故乡”。自1935年起，每周日装饰圣坛的花束、圣经讨论会的酒水餐食、唱诗班孩子们短途旅游的费用，全都是记在科斯塔一家账上的。就算有任何人对这些钱的来源有意见，也都不好意思开口。

在码头上看着神父逃跑的时候，马可相当确定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教会就像一条吝啬的年老巨龙，时不时剥一小块光闪闪的鳞片来糊弄崇拜者，同时不允许哪怕一个小硬币从爪子缝里滑落。既然父亲不愿拒绝教会的请求，那马可就只能诱导教会拒绝他们。不会太难，从神父的措辞听来，天主教会也并不享受和科斯塔家的“组织”有过多牵扯。

安东尼奥，他回忆这个名字，思忖对方有没有可能也是意大利裔。他走路回家。自从曼哈顿港各个帮派之间的气氛变得紧张，他就不再开车了。遭遇街头枪战尚且有逃生可能，但马可从没听说过有谁能从汽车炸弹袭击中存活。

步行需要四十分钟上下，正好在路上编排台词。马可从不撒谎，至少从不对家人这么做，只是有时候需要稍微调整事实的形状，抹平尖角，引入不同的光影，仔细安排出场顺序，令爸爸更容易接受。老科斯塔上周二刚刚出院回家，和肾结石没有任何关系。枢机主教布伦南动用州政府里的关系，那些关系又拉动了另外一些丝线，一轮连锁反应过后，狱医出了一份证明，允许囚犯暂时出狱“接受必要手术”。老科斯塔在有警卫看守的病房里呆了一个星期，中途转了一次院，找了另一位愿意收受贿赂伪造手术记录的主治医师，最后回家“休养”。警察自然而然转移到家门外，理论上来说是日夜看守，防止犯人逃逸，但从功能上来说和装饰性盆栽松树差不多。

马可跳上门前台阶，分别和那两个制服警打招呼，承诺稍后为他们送来点心和热咖啡。所有前来值守的警员，无论日班夜班，马可都叫得出名字，这让他们很高兴，觉得受到了尊重。这才是驱使人们效忠的动力，爸爸的看法如此，尊重，如果还有钱就更好了。父亲在楼上卧室里。自从他入狱，人们就默认楼下的书房兼会客室已经属于马可，老科斯塔不打算干预这个新安排。马可脱掉大衣和围巾，从厨房拿了一盘拿波里泡芙，请母亲把剩下的甜点连同咖啡带给门外的警察，自己走上楼，敲了敲卧室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