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的态势，已非常清楚地表明，要改变历史了。

四月二十四日早晨，邀约台北各报驻美记者，同进早餐。餐点是特制的寿桃寿糕，借以庆祝他六十岁华诞。席间，恺切致词，强调“国家的处境虽然很困难，反共复国的前途，还是充满希望与光明。”[4]

九点散会，即驱车华府近郊的安德鲁(ANDREW)空军基地，飞往纽约，继续他的官式访问日程。

十二点十五的，在布拉萨大酒店前，发生阻击谋杀事件。这天是星期五，幸而还不是十三日，据一位现场目击记者的报导，是这样的：

“蒋副院长是于十二时十分离开下榻的庇尔旅社，在警车开道下，坐一辆专为迎宾的‘林蒙生’长形黑色桥车，驶往布拉萨酒店。庇尔旅社座落在酒店的左前方，仅距两条街之遥，副院长原拟步行前往布拉萨酒店出席美东工商协会（Far EastAmerica Council of Commerce＆Industry）的餐会，虽然有人告以有捣乱分子在希拉萨酒店示威，副院长本人毫不介意。

中午的曼哈顿闹区，交通十分拥挤，只是两条街之距离，在警车鸣笛开道下，也走了约五分钟。记者的采访车紧随在车列中的第四辆位置，当十二时十五分抵达布拉萨门前时，即见约有二十五名学生（台独联盟）站在对街，手持标语向副院长座车狂喊乱叫，这个时候，也有不少纽约市民围在四周观看。

布拉萨酒店正门，有八级有红色地毯的台阶。蒋经国车抵门前，即由国务院自华盛顿派遣随同前来纽约的两名安全官左右护从，以及纽约市警察局的两名便衣警探殿后，步上台阶。正当副院长走完台阶将要进入正门之际，突有两名“台独分子”自正门两侧的大理石石柱后迅速闪出，分由两旁冲过警卫，图谋不轨，随在副院长后面的便衣警探之一亨刊·苏尼兹（Henry Suare）一把将自左边窜至的黄文雄抓住，但一眼又瞥见黄文雄手中握有手枪，遂立刻向另一便衣警探詹姆士·沙德叫道：‘注意，吉美，这小子手上有枪。’说时迟，那时快，蓄意行凶的暴徒黄文雄已举起手枪，瞄向蒋副院长身后，而蒋副院长此时正由守卫推动扇形转动门向内走去，该暴徒几乎是前脚跟后脚的向内跟进，正在千钧一发之际，两名警探也已迅速扑到，詹姆士·沙德首先自腋下以擒拿手法擒向暴徒黄文雄引机待发的右腕，使枪声起处，子弹遂偏高射出，由于暴徒正在转动门的两扇玻璃折门之间，子弹乃穿门而入，嵌入旅社内楼大餐馆的墙上木壁中，副院长化险为夷，未遭暴徒所逞。待该暴徒挣扎着还想冲进旅社发射第二枪时，另一警探苏尼兹已用脚将转动门顶死，使暴徒夹在门折缝里动弹不得，另两名警卫遂会同沙德将凶徒缴械制服。

另一个涉嫌伙同行凶的暴徒蔡成竹（郑自才之误）在此同时，亦被两名警卫人员以擒拿法压倒在地。该凶手曾向警卫挥拳拒捕，记者见警卫毫不容情地以警棍向其头部猛击，致该凶徒血流如注，一副眼镜被打碎落地，警卫将其制服后，更将其头部压在路旁的石板上，直至警车将其载走。”[5]

经国访美的过程，在美国新闻记者眼中，算不到一件大事，倒是尼克松、蒋会谈当天，拉菲亚公园内“台湾独立联盟”发动的抗议示威，稍受注意。遇刺不遂，反而变成全美电视、报纸，最热门的新闻。

消息传到台北，当地时间是午夜零点三十分，蒋先生早已就寝，他的反应，报刊略而不登。老人闻讯惊喜交集，应是合理的推测。

两名凶手，（台独联盟称为义士）均来自台湾。三十二岁的黄文雄，就读纽约康奈尔大学，和他同年的亲戚郑自才，业建筑师。

他们的动机，非常明确，借暴力手段，杀害蒋经国。没有小蒋的台湾．立即面临继承人的危机，国民党政权即使能幸存一时，动乱不安，势所难免。因为，蒋先生是年八十四岁，失去爱子，将无法承受那样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培养新接班人，时不我与。

“台独”把这天称为“四二四事件”。经国虽有惊无险，大难不死，事后追忆，余悸犹存，如不幸成为安藤利吉第二，将不仅是个人的悲剧、蒋氏家族的悲剧，可能是国民党的悲剧。

经国是基督徒，也许他归结为主的保佑，佛家则为因果之说。不管是哪种情况，险则险矣，何在，黄郑二位，稍为沉着冷静一点，他能逃此大劫吗？

出事当时，经国临危不乱，事后，表示“不足介意”，希望地主国从宽发落，是否出于他的内心？其从容不迫的气度，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领袖气质，至少甚获各方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