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变脸，经国已闷闷不乐，东部自由派的报纸，发言倨傲，外加盛气凌人，《明星报》的一篇社论，就非常挪揄地，奚落这位远东的盟友。它说：

“但是国民党的统治，假使是有效的话，依旧是外来的，几乎和日本人五十八年的占领，同出一辙。以国民代表大会为例，一千四百四十六名代表中，台湾人只占三十二席，尽管政府努力把省籍人士引进地方政府，内地官员仍有效控制上层结构。所有提高台湾民族主义的尝试，悉遭无情的扑灭，主其事者，即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那个加过冕的前秘密警察头子。所以，蒋经国成为可能与‘台湾独立联盟’有关的暗杀对象，毫不足奇，这个机构，很多台籍旅美人士，暗中予以支持。

尼克松政府所能做的，已经做了：包括道歉，增加安全措施，和不停地检讨美国的对华政策。”[6]

表面上，美国政府不支持“台独”，可是彭明敏在调查局严密监视下，神秘失踪，到瑞典斯德哥尔摩打个转，即前来密歇根。报章杂志，因不受政府的控制，有时候，又巧合地一鼻孔出气。这类文章，相信经国看不到，否则，比尼克松的告别式，更为难堪。

跑完全程，途经东京，经国于五月一日，重归故土。

抵达台北的时间，上午十一时，国际机场，出现万人以上的欢迎场面，新闻报导，说是“数年来全国各界欢迎出国归来之政府首长最热烈的一次”，诚非虚言。［7]

“热烈”的原因，与他遇刺有关，举岛上下，感到经国安危，和他们切身利益的紧密联系。正如蒋先生一九三六年，由西安回到南京那次一样受人爱戴。政府当局为了表示内部团结，促进民众的爱戴。正好利用此一时机，向劫后荣归的未来领袖，转达拥护之忱。《联合报》说：“这是历史上一种新力量的勃兴，一位新政治家的崛起。”至少，部分反映出，台北当时的人心。

纽约枪声，如果说有什么正面意义，则莫过于，把经国的时代向前大力地猛跨一步。

新时代看不到光明。无风无雨的好景，终成历史的追忆。代之而起的政治口号，为“庄敬自强”“处变不惊”虽被很多人引为笑柄，但“变”字是未来十年的历史重流，蒋先生“以不变应万变”的办法，再无法适应了。

一九七O年十月，加拿大承认北京，和台北断交。跟着联大席位，发生动摇。美国过去曾连续十年，使用延期战术，即当此问题提出时，使其不能在大会中认真地讨论，获得成功。后来，改为“重要问题”，再维持十年。可是，随着北京外交成就的进展，这一设计，已不复有效。

一九七一年九月，美国以“双重代表权”的新战略，期保持台湾在联大的代表权，同时又宣布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十一月，僵持了二十二年之久的中国代表权问题，顺利解决。合北的困窘、惶恐、 仿徨，以及愤怒，可想而知。但也同时给国民党高层的乐观派、保守派，当头棒喝，让他们从梦幻中醒过来，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放弃幻想，面对现实”。

就在被逐出联大的几星期内，除了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会籍以外，台湾实际上已从联合国所有有关或附属机构退出。数月间，二十几个国家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中华民国的驻外大使，纷纷下旗归国，外交部被讽刺为“绝交部”。[8]

再一步使台北更难堪，更寝食难安的大事，是尼克松翌年二月的中国之行，那个“改变世界”的一周。美国再三保证，华府与台北间的关系，没有任何情况会因尼克松访问北京而改变，美国也不寻求台北与北京“和平解决”的方案。但尼克松、周恩来发表的《上海公报》，台北却认为“是一件极不寻常的文件”。特别是提及四次的“关系正常化”这个名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外交官文书用语。

九月，北京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台湾在远东区最重要的对象据点，再度失落。

外交上的颓势，和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大陆沦陷前的军事形势，几乎完全相类似。唯一的区别，非战之罪。老实说，蒋先生的外交成就，当年败而不

乱败中求存，能维持二十年之久，已是空前奇迹。

好在，外交是内政的延长，外腐并不足以致命，只要没有内溃，仍可“我自巍然不动”。

转眼，第四届总统任期届满，台北势必把六年前的旧剧本，搬出来重演一次，老演员，旧剧情，自然没有什么新奇的感官上的刺激。勉强算得上新场景，一是大会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修订案；一是提名经国出任行政院院长。送立法院的咨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