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政方面，三十多年来一直维持着大陆时代的中央政府体系，‘中央民意代表’继续连任形同终身职，他们早已丧失了反应新的社会情况的功能了。因此，它作为民意机关的代表性以及由之而产生的政府合法性也越来越引起怀疑并受到挑战。

一九七一年发生钓鱼台岛事件，是为触发青年变革要求的契机，也为新生代向元老派挑战的成熟时机。

台湾东北方的一系列小岛，在历史上一直属于中国的领土，并且台湾的渔民一直使用着它们。但是由于在那儿发现为石油地带，因此日本竟宣称要加以占有并属他们所有。一九七0年底美国归还琉球时答应将钓鱼台列屿转交日本，由是激起海外留学生和岛内大学生风起云涌的保土运动。

面对日本欲占据钓鱼台岛的举动，国府缺乏具体的对应行动，并对知识青年的爱国运动给予诸多的牵制。因而这一保土爱国运动遂由对外反抗侵略转而对内革除弊政。

当保钓运动的方向由外向内移动时，在校园内，学生运动发展为：自由化运动与社会服务运动。在社会上，则由各大学校友为主（包括大学里的青年教师、归国的留学生及新兴青年商人等成员），以《大学杂志》为发言台，推动着政治改革运动。”[21]

自雷震判刑，《自由中国》停刊，将近十年时间，台湾的言论界，进入冬眠期。《文星》月刊甚至是非政论性的刊物，亦遭封杀。但以杨国枢为首的新生代，突破现况，重登言论广场，他们毫不畏惧地表达意见，“呼吁国府权力机构的调整与革新，要求重新改选‘中央民意代表’”。

一九七一年十月，杂志的主要成员张俊宏、陈鼓应、许信良、丘宏达、杨国枢等十五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国是诤言》，对当前政治提出共同主张。

接着是《国是九论》，同期陈鼓应发表《开放学生运动》一文，台大举行“中央民意代表”应否全面改选的盛大辩论，听众踊跃，校内校外，风起云涌。

当局一反常态，非仅没有压制，且予鼓励支持，一九七0年十月经国派秘书长张宝树，通过张绍文的介引，邀请陈鼓应、王晓波等举行座谈，彼此沟通，相互交流。经国自己，以救国团主任身分，纷纷召见青年学者和学生领袖，听取他们对国是的意见，提倡“青年要多讲话，青年要关心国事”等号召。

用中共的术语说，这是台湾知识界的“鸣放时期”，也有些捷克在亚力山大·杜布切克主政，实行自由化时期的活泼开放继或称为“台湾之春”。

热烈讨论的主题为：争取参与权；要求言论开放；抨击舆论垄断；呼吁解除戒严令；呼吁人权保障等等。

其中若干点，触及国民党的要害，过去不许提，不敢提，国民党的容忍、开明，的确超出无数人的意外。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早春呢？认真观察，那是经过巧妙设计的高招，即“政治艺术”之谓。

经国能继承父亲的权力，而不能继承父亲的声望。国外容易，多跑几次东京、汉城、曼谷，多亮相，知名度就逐渐高升。在国内，要慑服人心，特别是知识界，就要靠处事作风，政策效果，他的形象，一面是官方蓄意制造的“青年导师”，一面是民间自然形成的原型－“恐怖人物”。

改变此一形象的办法，是利用台湾面临的危机时刻，有限度的开放言论，知识界能有宣泄情绪的机会，它就不可能过分积怨于政府，而找其它发泄的途径。

国民党内的元老派，不尽服膺经国的领导，他正好利用青年一代求变的心理趋向，向元老派摊牌夺权，排除阻力。

利用这机会，为国民党僵化老化的官僚层，吸入新血。李钟桂、施启扬、关中等，因而摇身一变，扶摇直上。

经国凭这几下惠而不费的措施，马上声名大振，观感一新，他被海外一位学人，称为“伟大的政治家”，并说“蒋经国先生为台湾的政治领导带来了一个崭新明亮的新象征”。

这位先生，还举了两个实例：

“二、三年前殷海光先生遗孀能出境来美定居，便得之于经国先生之亲自批准。殷夫人访美第一站，来西雅图舍下，亲口道及此事，我们也很感激。以后殷海光嫡传弟子之一，曾任台大哲学系讲师而是台籍青年的英锐之刘福增先生，也得蒋氏特准，而能排除猜踏，得遂留学深造的宿愿！”[22]

中央研究院院士许淖云先生，甚至对沈之岳发出“肯定的赞美”，留下“难忘”的“极深印象”。[23]

‘冶大哲学系师生事件”，或“民族主义”座谈会，当局能从宽处理，未始不是改变观感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