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真依宪法行事，蒋公应于一九七二年，医生鉴定他短期间无法处理公务时，宣布辞职，或由副总统代理。但是，蒋公非但没有这样做，连他的病情，都属于高度机密。

从他的心理去捉摸，有生之年“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即革命无退休论也。其次，希望儿子有更多的时间，从容接班。

新闻局唯一关于蒋公健康的公报，是老人家归天两小时以后的“医疗报告”，死亡改用“崩殂”，更是不折不扣历代皇朝处理帝王的笔法。

四月六日起，中华民国，历时一月，国丧期间。

国民党中常会召开临时会议，作成两项“重大决议”[4]：

其一，严家淦副总统，根据宪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继任蒋公遗缺。

其二，经国以从政主官同志身分，向中常会提出辞呈：“经国不孝，侍奉无状，遂致总裁心疾猝发，遽尔崩殂，五内摧裂，已不复能治理政事，伏恳中央委员会衿念此孤臣薛子之微衷，准予解除行政院一切职务，是所至祷。”中常会责以“效死勿去”，“衔哀受命，墨续从事。”

中常会这两项“决议”，十分荒唐，严家淦宣誓就任，法有明文，无需常会多此一举。

经国因父丧辞职应向新任总统提出，因行政院长非党内职务，如辞国民党中常委，那又当别论。阮大仁就法理观点，提出疑间：

“况且即使党决定予以慰留，其仍须向新任总统提出辞职。党的慰留只是表示党支持其留任，并不表示新任总统亦予慰留。虽然严家淦总统身为中常委，在常会中亦表示希望蒋经国留任，但是严家淦总统与严家淦中常委的身分不同，虽然同是一人，两种身分的法定地位不同，严家淦中常委的在党内的意见不能取代严家淦总统在宪法上应有的权力。”[5]

阮进一步指出：

“国民党籍的其他阁员没有与蒋经国行动一致，一起向党内提出辞职，此示内阁无总辞之意。况且院长留任，并不表示内阁不可能局部改组。因此全体阁员都应该向严家淦总统（不是严家淦中常委）辞职。

蒋经国提出辞呈时，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慰留时，蒋中正已死，严家淦尚未就任，国府并无总统，无人可以慰留行政院长，而行政院长也无从提出辞职。

虽然在宪法上并无明文规定行政院长在原任总统死亡时，应向新任总统辞职，蒋经国未向严家淦辞职不算违宪。但由以上几点去看，蒋经国在严家淦未就任前，一人因父丧而向党辞职，充分显示其不欲向新总统提辞呈，内阁亦不欲辞职。

我不愿去猜测其动机，在国丧期间能快刀斩乱麻地安定政局可能是必须的，但我要指出来，若是强有力者如蒋中正任新总统，则断无这种和稀泥式的内阁留任办法。”[6]

丧葬事毕，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于四月二十八日，召开会议，修改党章，推举蒋经国担任主席。

总裁名义，为了借申哀敬，予以保留。因此，国民党党史上，自孙中山以后，党魁的称呼，三易其名。

修改党章，只开中全会而不开全国代表大会，固省却不少麻烦，却为国民党的组织法所不容。阮大仁批评说：

“为什么国民党不能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来修改党章，而要以中央委员会全会越权修改？固然召开全代会比较费时，但是党权名义上定于一尊并不是燃眉之急。我不认为其它的中常委们会利用这空当夺蒋经国的党权，名义上的集体领导，不但合于党章，而且对历史也好交代。我更不认为蒋经国急急于要名至实归，或以此来平衡严家淦总统的权力，严蒋的合作是愉快而且成功的。”

据阮的推测，是“有人要拥立建功”，至于“众多党的元老与评议员们”何以“闭口不言”，他就没有答案了。

总而言之，这些小插曲，在当权派的眼里，无非书生之见，他们急于要“巩固领导中心”，法律或规则，属技术小节。

蒋公之死，刚好和西贡沦陷巧合，气氛的外悲恸，很多人会产生联想，认为美国可以放弃阮文绍和他的越南土地，同样地，会放弃台湾。一个没有蒋先生的台湾，前途将极为黯淡。

福特总统，对蒋去世后的冷淡反应，只拟派农业部长勃兹去台北吊丧，更平添台北悲观颓丧的阴影。

“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的菲律宾、泰国和北京建交，更使经国面临一个新的艰难局面，忧心忡忡。

一度趋于沉寂的岛内言论，乘机而起。那就是只出了五期，但影响深远的《台湾政论》。该刊自认是“民间舆论的发言台”，希望继《自由中国》、《大学杂志》，“在批判官僚制度的行径上，在闭锁的环境中所造成的诸种不合理事象，发挥‘扫除脏乱’的功能。”[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