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长，任命孙运璇，副院长邱创焕，同是大陆、台湾，一正一副。万一，经国任内病故，谢东阂接任总统，不过是另一位严家淦，实权操在孙运璇手里。

国民大会诸公，过去一直担心，经国接棒，可能顺从民意，废除这些已老的的中央民意代表，作戏剧性的政治革新。因遵从四项坚持（“中华民国宪法所制定的国体绝不改变”为其一），一切如前，他们自乐意投桃报李，在毫无留难的情况下，投经国一票。使他获高票当选。

环顾现状，经国接班，为大势所趋，全岛上下，几乎无人具备和他较量权力的条件，这是人治社会的通病，非台湾一地为然。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日，蒋经国先生终成为中华民国宪法上的第三位总统。距离一九三八年，他初次从政，整整四十年，亦如孙中山遗嘱所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那么漫长。

据曹聚仁说，若干年前，经国给一位朋友的亲笔

信上，曾有“共图大业”一语，那时候，曹教授为之不解。保住蒋先生的江山，在台湾大放异彩，局面虽小，毕竟还是大业已成。假使，圈子没有缩那么小，蒋先生一九四九年后，仍坐镇南京，以中国幅员之大，政情之复杂，不仅经国大业，可能仅止于主席（省）、部长，蒋先生是否能做终身总统，却很难说呢？

然而，大器晚成，未免太晚，几乎从他当副部长那天起，过去隆中高卧的日子，一去不复还矣。就职总统那天，各国道贺的使节，少到不足二十人，且都是无足轻重的中南美小国，场面实在非常凄凉。

台北希望卡特政府能派位特使，为这位打打气。美国究竟是国府最重要的支柱，白宫装糊涂，已使台湾感到很难堪，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竟于台北盛曲当天，飞往北京，一叶知秋，夫复何言！

在北京，布热津斯基保证，“卡特总统决心和你们一起克服达成关系正常的路上的残余障碍。”那已是明显不过的征象，台北和华盛顿的外交关系，日暮途穷，连诸葛亮再世，都无法挽回了。经国自华府接获的报告，仿佛若无其事，但总觉得是危言耸听。

靠做翻译起家的沈剑虹大使，就乐观得很，根据一位记者的报导，错误估计了形势。

“美国方面并未认真的以这三个条件，作为中共所提与美国建交的三条件的‘反建议’。中共的三个条件是－美国和中华民国断交、废除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走所有的美军人员及设施。相反的，美国所提出的条件只是卡特通知中共的一种方式，后者不必真正作任何让步．只要静坐等候，美国自然会接受他们的条件”。[13]

另外一个，他持以乐观的理由，是“国会”将“出面制衡”，特别是七月二十五日参院以九十一四对零票，通过的“杜尔－史东修正案”。该案表明，“在任何拟议政策改变将影响到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效力的持续时”，国会有事先获得咨商之权。

该案规定：

“（1）鉴于东南亚持续安全稳定关系到美国的重大战略利益。

(2）鉴于美国及中华民国在一九五四年订定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下已有二十四年的联盟关系。

（3）鉴于中华民国在这二十四年中，忠实及持续的履行该条约的职责及义务。

（4）鉴于国会有责任在美国签署条约时，给予劝告及同意。”[14]

这位大使先生，显然对美国国会的作用，法律程序，一知半解。殊不知，这个两院（众院后来也通过了）的修正案，对总统并没有拘束力。

伍德科克一直秘密地和邓小平举行建交谈判，沈剑虹非但没有听到半点风声，且在此际，应高华德参议员之约，离开岗位，到美国西南部的“太阳带”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带着太太，去享受阳光的温煦和高尔夫球去了。

沈剑虹这样逍遥，据他承认，是根据下列理由，“认为此举似少可能”：

“（1）当时美国国会期中选举才过不久，卡特政府需要时间来处理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一般认为，这毕竟是一项较为优先的问题。

（2）由于国际安全援助法的修正案已生效，卡特在废除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之前，似乎不可能不与国会领袖磋商，而如果这种磋商一开始，我们即会听到风声。

(3）当时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戴维营和谈陷于僵局，美国国务卿万斯正忙着在国外奔波，至少在一九七九年年初之前，他没有多少时间参加讨论中国问题。

（4）当时美国国会因为将届圣诞及新年假期而休会，大多数参众议员都已离开华府，除非发生‘全国性紧急情况’，卡特不致破坏少数主要国会议员的假期，把他们召回华府磋商－而和中共‘关系正常化’问题的研究不能视为‘全国性紧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