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怀丁教授，就这样批评他说：

“他从不信任别人，别人也不信任他。他的同燎们说：‘他太需要朋友了。’他不算是个现代人，他需要教育和吸收新知，在他周围是个小集团，但包围这位‘王子’的人们常在改变。很少有人永远和他接近。他个人的遭遇经历，几十年的斗争，形成他今天的思想和行为。”[4]

到一九七二年，他做行政院长以前，他的干部圈圈的确非常狭窄。江西时代，以留苏同学为主，南京、合湾时代，以青干班、中央干校的学生为核心。这些人的共同特色，对他忠诚，想法比较一致，排他性强。缺点：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他们的知识领域都非常狭窄。才气纵横、性格飘逸如叶公超之流的人物，于是很不易在经国周围出现。

很多和他极亲密的战友，昙花一现，消声匿迹，如：

他苏联时代的同学高理文，一九三七年，陪他在奉化念过书（业师徐道邻），上海经济管制，担任主任秘书。到台湾后，栖身中央信托局，弄个顾问闲差，长此退而不休。

做过空军学校校长的胡伟克将军，五十年代初期，官拜总政治部少将副主任，一度任政工干校校长，半年工夫，为王永树取代。这位曾经风云一时的空军将领，风度、气质，均属上乘，但深受经国忌嫉。摘去纱帽后，一蹶不振。一十年前，抑郁而终。

曾任军统局处长，也是莫斯科回来的王新衡，以朋友身的，做他的入幕之宾。为时甚久。六十年代后期，不知何故至受到冷落。

不过，和衣复恩比起来，上述诸人，就幸运得多。衣复恩忘了“侍君如侍虎”的道理，经国一怒，换来五载铁窗生活的代价。对待部属，蒋先生那种温情主义，他极不以为然。

唯一和他保持永恒友谊的，是不久前去世的魏景蒙，魏和他的关系，非常微妙：朋友、客卿，部下兼而有之。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蒋先生归天，魏可能是少数中的少数接到官邸通知的一位。魏在汉城，有人问他，究竟和副院长是什么样的关系？魏说：“‘我是经国先生的大茶壶，随时听其差遣。”[5]

近年，经国的“智多星”数元老重臣黄少谷，大小事问计于这位年过八十的司法院长，不时屈驾黄府，移樽就教。黄老成持重，忠心耿耿，故深为经国器重。

蒋先生时代的老人，经国上台，纷纷失势，难怪那位当过联勤总司令的黄仁霖，感慨系之。引用历史先例“前皇亲信的老臣，永难为后之来者所容忍”，以自慰。

经国接班，提出“大有为政府”，起用“肯年才俊”，和他既往几十年的用人传统，初度告别。吸收了不少技术官僚，如李国鼎、陶声洋、孙运璇、蒋彦士、李登辉等；政治新血，如钱复、关中、魏镛、魏萼、宋楚瑜、王唯农、周应龙等，积极推动党政方面的新陈代谢，加速知识的，专业化的官僚体系。这项努力，与他近几年的成就，相辅相成是的不开的。

蒋先生在世，个人崇拜运动，发展至巅峰。经国带头领导，不遗余力，他自己上台，部属跃跃欲试，尤以王升最卖力，冠以“三平”四家的桂冠。但是经国自己，却不以为然，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日就总统职，当日下午，召见主管宣传的负责人，指示下列三点：

“第一，今后不希望再有‘蒋经国时代’这一类名词出现在报纸杂志之上。他认为今天是一个民主时代，不应再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如果真有‘时代’的话，只有群众的时代，而没有个人的时代。

第二，今后不希望称呼他为‘领袖’。他认为国民党只有两位领袖，一是孙中山先生，一是已故的蒋介石总裁。除了他们两人之外，没有人可以再被称为领袖，他个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一个普通的国民，只愿以党员与国民的身分，与全体同志及全国同胞一起，共同奋斗。

第三，今后不希望有‘万岁’的口号出现。他认为只有国家民族的万岁，只有三民主义及国民党的万岁，没有个人的万岁。’，[6]

假使没有这道命令，“万岁”、“语录”，马上就会铺天盖地而来，和蒋先生生前，还有何区别！

这些，我们都归类为经国的进步面，与他父亲时代，划出了明显的界限。

一般说，他是他父亲的孝子。如果，你读过他的《守父灵一月记》，任何人都会得到这个印象，而事实也确是如此。蒋先生在世，凡事秉承老人的意志，从不愈越，父亲去世，照遗嘱办事，奉为圭皋。

背上背着父亲遗留下的大包袱，以致缩手缩脚，很多可以轻而易举扭转国民党形象的事，却可为而不为，譬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