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传》的另一个特点是文笔生动、感触敏锐。江南从十五岁起便开始独立生活，备尝人间各种辛酸滋味，也没有机会受完科班式教育。可是他留在家乡那段时间，却已把国学根基打牢。原来他有位望孙成龙的祖父，早年对他教养严格，常常叫他熟读古书，尤其是《古文观止》。虽然他对这种高压式的家庭作业大起反感，事实上却终生受它好处。《蒋经国传》里比比皆是言简意赅的文句，文笔流畅，读来顺口，倍增读者兴味。

不难想象，《蒋经国传》的读者会是社会上所有各阶层的华人，而各人读《蒋经国传》的动机也不尽相同：有些人纯粹是出于好奇；有些人会对经国先生的某一面或某一时期或某一事件有特殊兴趣。我在这里想对好学深思的朋友提出三个问题：

1.人都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经国先生可说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即形成的“不断有国耻--努力洗刷国耻”的大刺激反应圈内渡过的，但他的反应却不幸落在苏联的模式里。这一事实，是否就注定他必然成为一位台湾政坛上的悲剧英雄？

2.除非我们相信机械的命定论，否则我们总可以在一些历史的转折点上作一些选择。经国先生所经历的许多事件中，是否有许多可供选择的机会？如果有，则他是否作了最好的选择？中国历史演变成今天这个模样，与他当年的许多选择有多大关系？

3.经国先生对许多国事都是尽力以赴，可是他主观上的努力和信心，好几次都叫他碰得头破血流。我们读《蒋经国传》时，是否可以对“主观与客观”的配合

上得出一些有益于后世的结论？“虽有镃基，不如趁势”这类话在今天还有没有意义？我们殷切期待《新资治通鉴—民国篇》的出现。

《蒋经国传》曾于一九八0年以单行本方式与读者见过面，这次江南在书中增加了许多新资料，相信更能引起读者兴趣。不过读者也须了解，即使生活在美国这样的国家里，一个华裔知识分子想要无顾无虑地发表一点心里感想，也不是一件容易事。《论坛报》此次出版《蒋经国传》，便曾遭遇到许多压力。其实读者们如果细读本书，当可发现，江南对经国先生有些行为和措施，固然有所批评，对他的许多优点，也不惮厌烦地加以表扬。他的基本态度，主要只是“用史家的态度来评定一件事或一个人的功过”，即使不用现代民主国家的尺度去衡量，而光用中国传统的角度去看江南撰写《蒋经国传》的态度和立场，我们也觉得，来自台湾的种种压力不仅多余，而且违背“言行相符”原则。记得当年在台北建国中学读书时，国文课本中便有文天祥的正气歌，其中有两句深入我心：“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台湾教育当局既然希望中学生能够向春秋时的齐太史及晋国的董狐看齐，则今日国府及国民党对《论坛报》之出版《蒋经国传》便不应千方百计地干涉阻挠。有道是“人间自有是非，公道终在人心”，读者看了《蒋经国传》后自有他们的评价，实无须台北劳神防范“精神污染”。

我衷心祝贺《蒋经国传》的面世。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于美国加州屋仑九松楼

江南注

谢善元教授，现年四十八岁，浙江镇海人，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毕业，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著《李观之生平与思想》（英文），历年任教丹佛大学及宾州哈特福学院等。其政治专论，散见港、台报刊如《中国时报》、《明报月刊》及《七十年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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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一

一九四八年秋天，我和母亲以及两个弟弟，在县城[1]，南门谢家桥赁屋栖居。那里距乡下的老家，[2]不及十五公里，但是为新四军控制，称“解放区”。国军的范围，则称“国统区”。

那年，我甫初中毕业，够直升高中的资格、因为太穷，穷到三餐难继，靠美援面粉过日子，和一些亲友鼎接济。

八月十九日，南京宣布币制改革。上海市执行最彻底，由蒋总统的公子经国先生奉命主其事，政局在一连串鼎挫败声中，似乎带来新的希望。

一般人民，知识很有限，就算能读《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的精英分子（当时的标准），也不过跟着“报喜不报忧”的舆论，盲目乐观，目我陶醉而已。

经济管制，由限价到有行无市。连我住的小地方，距上海有好几百里之遥，也受到了波及，县城的米行，缺货歇业。

面对无米之炊的痛苦，母亲只有下乡觅米一途。在城北五里处的孤山镇，邂逅我们村上一位突然发达起来的邻居，他说：“干吗你还不回老家去！”当然，他说的就是命令。就这样，我和母亲永别。她不幸沦为经管的池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