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清晨，我在上海吴淞，正挣扎于绝望的边缘，无奈地看着东海的汪洋而浩叹。如果被“解放”，还乡的后果，用不着麻烦算命先生，已有答案。否则，只有把黄浦当成陆秀夫的崖山。

后来跳上“国良号”，一艘只有十几吨的小船，在东海中飘荡了五天，抵达定海。周后乘轮赴台。所以，读经国先生一九四九年所写的日记，他那种失败离乱的心绪，我大致能深切体会。我感到，我至少是这一段历史的部分见证人。

一九五0年年杪，加入国防部政治干部训练班。班址先设新竹近郊的山崎，后迁北投竞马场，班主任正是蒋经国。见面胜似闻名。听他几次“精神训话”，往往热血沸腾，信心百倍，认为我们赖以生存的最后岛屿，总不会再沉下去了。

到空军[3]去做了两年政工官，再入干校，还是北投的老地方，只是换了新地名—复兴岗。在这里，

需要做一声明。当时，我做此抉择，并没有借以从龙的意思，很多人的确有那个动机。虽然，满口革命，或真或假地持着宗教徒的狂热。

那时候，我已听厌了“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研判事理的工夫，也不很高，但是，常识告诉我，“反攻”是无望的，可能长期偏安。我自己是个自由主义倾向很强烈的人，加上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留在军中，绝无前途。本来，我希望被分发到“康总”或“中制”等国防部直属单位，那末，勉强留几年，再俟机脱掉二尺半。

毕业前三个星期，答案揭晓，我的新工作单位是驻防高雄的第八十军，军长唐守治。梦幻破灭，只有挺而走险一途。技术细节，求教入伍时的训导员宋运兰，他做过军法官，待人忠厚诚恳，很得学生的信任。还有干事傅中梅，即后来因雷震案遭当局感化的《自由中国》编辑傅正先生。他们很同情我，也很了解我，从技术观点考虑，建议我别等毕业先走。

踌躇至再，一九五四年一月六日上午八时，当同学们列队去中正堂举行毕业典礼之际，鼓起余勇，和带队的分队长，当场冲突。下一步是，我主动到禁闭室报到。当天下午，队长张善鉴前来劝说，要我写一份悔过书，即可安然无事。“队长，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并无可悔之过。”我率直地回答。他感到很可惜，非常失望。

于是，校长王永树下令开除。从前华盛顿大使馆文参处的一位毛君，就拿着这件事作为我的污点，到处渲染，他恨不得要写本书，向全世界举证，“刘XX品行不端，当年就是被干校开除的。”

其实，干校没有开除我，我开除了干校。《国际日报》在《＜蒋经国传＞风波》文中，存心踩我一脚，说得煞有介事。我借这个机会，顺便予以交代。

三

写《蒋经国传》的计划，开始于六十年代。这时候，我就读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tatlonS,The American University,Wa-sh. D. C.）硕士班。好几个作业(Term paper)选定经国在赣南当专员，在上海“打虎”的事迹作为题材，跑图书馆获得的资料愈多，愈对这位传奇人物兴趣倍增。

我从一九四九到台湾，一九六七来美为止，共十七寒暑。虽然，两度做过他的学生，借职业之便，更听过无数关于他的故事。处在台湾当时的环境，所见所闻，无非雾里看花，我们并不许从事真正独快的学术研究。

取得学位，继续念博士，我决定以早期经国的家庭背景、学校生活、思想型模、哲学基础、政治理想作为毕业论文。一方面继续进图书馆，搜集各种有关他的资料，查证考核，纵深研究；一方面将触角伸及港台各地，寻找与经国有过朋友关系的活人，驰函探讨。

最早和我通信的是曹聚仁先生，他写的《蒋经国论》（香港创垦出版社），为初期蓝本。执教陆军大学的王觉源先生；诚恳赐教，获益非浅。其余如张其盷先生、蒋纬国将军、王升、楚篙秋等，多避重就轻，搪塞了事。

可见，这个主题的敏感性。太子的事，朝野人士，都不想沾边，甚至此地的基金会，亦退避三舍。

一九七二年，修完应读的课程，下一阶段，考资格试，撰写论文。我写了一个详细计划送进新泽西的“中国国际基金会”(China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申请补助。找到这个基金会的原因，我和他们过去有过渊源，一九六九年去印尼，即由该会支援。业师林迈可爵士(Lord Michael Lindsay)热心推荐，周书楷大使从旁赞助。基金会董事长菲利普博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长），亦表同情，但董事会集会讨论时，被其中的中国籍董事所否决了，理由非常可笑，不愿开罪台湾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