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传(22)

事业得意,带来了爱情,在他管理下的一位女工,芳名芬娜小姐(FAINA),慧眼独钟,双方瞬即坠入爱河。

芬娜出身孤儿,金发蓝眼,有一股俄罗斯少女特有的魅力。不久前,刚从工人技术学校毕业,处处受到尼古拉副厂长的悉心照顾,内心感激不已。她的回报,经国卧病,竭力奉侍汤药,情意绵绵。

芬娜且是共青团员,和经国同属组织里的成员,于是一经申请,苏联党政机构,欣然同意,有情人终成眷属。

一九三五年三月,在悠扬的《国际歌》声中,一对异国情侣,结下白首之盟。据说证婚人,是现在台湾担任立委的王新衡。[8]

芬娜女士,到中国后,改名蒋方良,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中华民国第一夫人。

同年十二月,生下长子艾伦,中文名字蒋孝文,次年,再生一位女孩子,小名爱理,学名孝璋,后来做了俞大维的媳妇,在美国奥克兰定居。

事业家庭,样样得意,工厂里,居领导阶层,月薪七百卢布,[9],往事渐渐褪色,那嚼着冷冻黑面包的日子,那火车站旁裹着毛毯的寒夜,那个使人忧伤的沙弗亚老妇人的面庞……。

这年除夕,心情特别开朗,约了朋友,聚餐过年,认真庆祝。

“今天工厂管理处请客,到会的共有一千余人,会场中布置得非常华丽。桌上丰裕的酒席,使人回想到三、四年前饥饿的状况,所以今日特别高兴。十二点半我就离开宴会回家,因为今夜我在家中亦约了八位朋友聚餐过年。同时两星期前生了一个儿子,因为工作很忙,所以还没有请过客(所以)决定于今天举行一个小宴会。这八位是我工厂中最要好的朋友,和他们一直谈到四点钟。客人走了之后,我久不能入睡……。"[10]

经国自己承认,他对政治活动的兴趣,此时甚索然,但是他是“中共的工具,又受到苏共严密的控制。”

国家安全委员会(NKUD)的秘密警察,不停地监视他。王明更从不忘记他们间的私怨,不时召回莫斯科,回答那些查无实据的指控--反对苏维埃的言论活动。一九三五年,经国再度应召,王告诉他:“中国方面,谣言四布,说你已被捕,你应该写封信给你母亲,说你在工作,完全自由。”

在王的压力下,经过四天的反复争论,经国终于同意此一要求,幻想着也许会同意他回国作为交换条件。

信发表于列宁格勒《真理报》的日期是一九三六年一月,《纽约时报》曾于四月二十九日刊其摘要如下:

“向蒋介石先生作了全面的检查,再予以严厉地批判。‘我对他非但毫无敬爱之意,反而认为应予杀戮。’因为‘前后三次叛变,一次又一次出卖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国人民的仇敌。’”“撕开蒋先生提倡孝佛忠信的假面具,愤怒地提醒毛福梅女士:‘母亲!您记得否?谁打了您,谁抓了您的头发,把您从楼上拖到楼下?那不就是蒋介石吗?您向谁跪下,哀求让您留在家里,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谁打了祖母,以至于叫祖母死了的?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这就是他的真面目,是他对待亲上的孝悌与礼义。’”

“重申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昨天的我,是一个军阀的儿子,今天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觉得奇怪吗?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过,对革命理论的研究,愈来愈有认识。你和世界上大多数的人,不懂得政治,不知道各种线索和统治阶级的联系关系,所以不容易了解世界上各种事件的真相。

“夸张宣传社会主义建设的优越性,为苏联吹嘘:‘在这十年内,苏联这个国家已大大地改变,成了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工人和集体农场人员的生活已经改善了数十倍,在他们的面前,有一条广阔而富裕生活的道路。’以他自己做例子,他说:‘一九三0年以前,我在各种学校念书,从一九三0年起,我就在厂里工作,做了工人,做了技师,现在则担任厂长(实则副厂长)。这个分工厂现在有四千工人,我有我自己的住宅,每个月领七百卢布的薪水……。”,

“预言‘蒋介石势必重蹈过去俄罗斯反革命将军柯尔甲克、德基宁乌兰格的覆辙。’他说:‘运动的规律和斗争的理论,说明统治阶级之必亡与被压迫者的必胜。’声讨蒋先生围剿苏维埃政府的滔天罪行。”

“愿意和他的母亲在‘最近的将来’在任何第三国见面。”

这封信,通过新闻界的广为传播,的确轰动一时,最感到难堪的,自然是蒋先生。三十年的中期,蒋委员长的声望,在国人心目中,达到顶峰。江西戡乱,功成名就,经济建设,稳步前进。诸事如意中,儿子弄出这么一封丢人现眼的信,且中外喧腾,领袖的尊严,置于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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