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经国的音讯杳然。公私查询，均无下落，唯一的安慰，儿子还健在，这样至少向毛福梅有个交待，免得老和他纠缠。

儿子真的变成共产党了吗？蒋先生有点不敢置信。年青人容易中毒，徐恩曾的“中统”和戴笠的“军统”，简直抓不胜抓，谁能保证经国不和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一样，受到邪说的蛊惑？

朝好的方面想，是斯大林的恶作剧，存心给他下不了台。无论如何，要等将来见到经国才能弄个一清二楚。

在苏联的经国，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变化。一九三六年九月，他的副厂长职务给解除了，候补党员也被取消了。

失掉副厂长的职务，并不严重，只是每月少拿七百卢布，对家庭生计．有严重影响，但苏联也不会让他饿死。

停掉党权，那就非同小可，与苏联的大审判有关吗？否则一定犯了错误，那是什么错误呢？

塞翁失马，坏事变好事的法则，经国也懂一些，只是他不敢这样想。在苏联十兰年，外间的事，知道太少，非常闭塞，《消息报》、《真理报》以及一大堆的苏联出版物，甚至，他自己编过报，可是，“《消息报》上无消息，《真理报》上无真理”，说的都是事实。

听说发生了“西安事变”，塔斯社的报导，说是日本的阴谋，蒋先生的安危和莫斯科的国际统一战线，究竟有什么关系？是否会联系到他个人的去向，他无法判断，也无从判断。

十二年前的革命狂热，经不起岁月的侵蚀，早已冷却，喜欢回顾反省，作透视分析，寻找答案。

无事一身轻，在思考中，寻回失去的自已。开始想家，想吃奉化的水蜜桃，想到依闾望儿归的母亲。什么“工人无祖国”，完全是苏联共产党的鬼话，过去，他曾经信以为真，不免觉得好笑。

“还是回去吧！”中国好坏，到底是自己的国家。他已打定主意。但是斯大林会准吗？过去，他也申请过，曾遭到严词拒绝，加上王明的作梗，希望很渺茫。

踌躇再三，把心一横，用他洗练的俄文，给斯大林写一封情词恳切的信，列举他必须回去的理由。

信到不到得了斯大林的手里？后果如何？他不敢想，尝试一下再说吧！

注释：[1]郑学稼著《斯大林真传》，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一九五四年四月）。

[2]盛岳著《孙逸仙大学与中国革命》，堪萨斯大学出版，无中译本，英文原名参阅4中的注[1]。

[3]参阅4中的注[8]。

[4]同[3]。

[5]同[3]。

[6]蒋经国著《永远不要挂起日旗来》，收入曹聚仁著《蒋经国论》，一九七一年香港《联合画报》，第82---83页。

[7]同[3]。

[8]据王新衡告诉朋友。

[9]蒋经国著《给母亲的信》（Harold Denny, Son Repudiate Ghian只Kaishek. The New York Times．Feb 12，1936.）。

[1O]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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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再见，莫斯科

大英帝国办外交的座右铭，比起动辄讲道义的中国达官，就高明现实多了。

“没有永久的敌人，没有永久的朋友，”道尽办国交的不变原则。说什么“中苏友谊，万古常青”，不过是自欺和欺人之谈。

中苏关系，即循着以上的轨迹在发展着的。鲍罗廷归国前，广州的革命政府，大半靠苏联的卢布、枪枝、[1]顾问在支撑着的，后来反目成仇，持续多年，不相往还。

经国是夹缝人物，阴错阳差，偏偏碰上那样的不幸，只好用宿命论去解释了—生不逢时。

斯大林始终难忘蒋介石那一箭之仇，但斯大林是个现实主义者，国家利益，必须放置个人恩怨之上。合纵连横，本来就是形势所决定的。

远在一九三五年八月，第三国际七次大会中，决定了今后的方向—“组织全球统一战线”。大会宣言

指出：我们赞同我们在中国勇敢的兄弟党发起一项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联合中国全境内既存的，且准备参加救国救民实际战斗的所有组织力量，从事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代理人。

斯大林好象忽视国民政府在江西瑞金发生了什么事。两害之间，取其轻，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已严重的危害到苏联的国家利益。“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在抗日中也许可成为我们的合作者。”

中国共产党和他的军队，正面临生死存亡的挣扎（长征途中）。唯蒋介石的声望和力量可以产生对抗日本的杠杆作用。

“西安事变”适逢其时，成中国近代历史的枢纽。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少帅张学良和西北军统帅杨虎城，联合发生兵变，在陕西临潼，[2]将蒋先生和他的随员劫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