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先生让经国回到溪口，有着很多层的作用。溪口非常安静，慢慢地经国可以从容不迫地修心养性，慢慢熟悉周围的环境，由调整而适应。若放在南京，他自己日理万机，焦头烂额，没有时间去照顾儿子，又怕和后母宋美龄合不来，引起误会和不安。而和毛夫人一起居住，可以使经国尽点孝，让她冷寂的心灵，因而有失夫得子的慰藉。

蒋先生心目中的儿子，在苏联期间，已中毒甚深，他自己奉曾国藩为稀世圣贤，恨不得经国也父规子随。经国回忆着：

“我回国以后，父亲要我读《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全集》，尤其对于前者，特别注重。父亲认为曾文正公对于子弟的训诫，可作模范，要我们体会，并且依照家训去买行，平常我写信去请安，父亲因为事忙，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定曾文正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我细细去阅读。”[14]

经国经过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长时间的陶冶，口头上怎么保证，蒋先生还是不会怎么太放心的。国民党的字典里，虽然找不出“思想改造”这个名词，却并非说，国民党人压根没有使用过。经国没有进汤山中央训练团，但是这个吃力的任务，却是在蒋先生的遥控下进行的。

经国说：“父亲因为我童年就已出国，而在国外时间又太久，怕我对中国固有的道德哲学与建国精神，没有深切的了解，所以，又特别指示我研读国父遗教。”[15]蒋先生的意思：“孙文学说一书，实为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三民主义则为中国哲学的具体表现。”说穿了，蒋先生要洗经国的脑，要把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清除得一干二净。

那份“旅俄报告”，用共产党的术语来说，就是经国的思想总检查。只是程度有差别，能满足一下蒋先生的歇斯底里，也就可以顺利过关了。

帮助经国读书的担子落到徐道邻身上，徐担任过江苏省民政厅长，奉到蒋先生电召，荣拜“太师”。

蒋方良中文一窍不通，总不是办法，需从头学起，请位慈溪籍的女老师，教她学中国语文。

为了讨媳妇的欢心，在剡溪之边，文昌阁之下，特建洋房一幢，(16)供小俩口居住。

另一个陪伴太子读书的，是经国莫斯科的同窗好友高理文。曹聚仁说：

“‘他姓高，个子很矮，湖北人，说话很尖很急。’从莫斯科回国以后，‘跟陈铭枢一伙人（十九路军）交谊很深，福建人民政府的要角。’后来，在赣南时期和上海打虎时期，高是经国的得力助手，可是，‘古来侍君如侍虎。到了台湾，就被永远藏到中信局的冰冻拒里了。’”[17]

奉化舒适安祥的生活，持续经年，中日战争虽于次年七月在河北的芦沟桥点燃，中国被迫进入全面抗战，从事保卫国土的圣战。华东地区尚能苟安一时，直到第二年，去江西赣州，他的隐士生活始告结束。

注释：[1]罗勃-C诺斯著《莫斯科与中共》，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五六年出版。

[2]距西安三十公里，蒋夜宿骊山，在此被捕。

[3]莫斯科回电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作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和平解决的甚础上．自动将蒋释放。”杜桐荪著《谁教斯大林说话的》，《论坛报》第76期。杜说陈立夫曾通过第三国际代表潘汉年致电斯大林，杜肯定斯大林主张放蒋，是陈立夫的“一句话”，乃过分高估陈的影响力了。

[4]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三册，第1245页，香港《明报月刊》出版

[5]蒋廷黻著《出使莫斯科》台北《传记文学》第32卷第6期，第98页（一九七八年六月）中：“我和苏俄外交部次长史脱尼可夫初期会晤中，有次我提到蒋委员长的长公子，并表示极愿知其下落，如能代为查询，感激之至。他认为很困难，不过他答应试一试。”

[6]李能梗著《外交生涯回忆》，香港《新闻天地》周刊（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三——二十日）。

[7] 据前中央社东京分社主任李嘉告诉记者经国和方良的婚姻，并不和谐，夫妻勃谿，蒋方良即欲带着孩子回苏联，经国一怒，把桌子都揭了。当然，这是早年的事，后来蒋方良爱上方城之战，她的大部分时间，消耗在牌桌上了。一九五0一一九六0年间，牌搭子悉由当时任“台制”厂长的龙芳安排。

[8]蒋经国著《我在苏联的生活》。

[9] 纬国到香港接船，是他自己告诉台湾驻港记者的，在坐的有《中国时报》华府特派员傅建中，《联合报》的施克敏和丁中江。据纬国将军一九七O年九月七日给本书作者来信“家兄十六岁离国赴俄求学时，我仅十岁，及家兄返国已是抗战之时，我在前一年出国……。”查核资料，蒋纬国去德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和他的来信日期矛盾，故持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