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晚上，我们大家谈得很高兴，什么民族问题都讨论而得到了解决，后来，还举行了游艺，蒙古人出来打了拳，藏民演了一个打小孩子不去看羊的戏剧，回民真奇怪，他们唱了一个满江红的歌，哈萨克跳了一个打老虎舞，直闹到天亮，实在太有意思了！”[10]

西北归来，经国总结此行的感想有三：

(1)确认西北地理的优越性，“地大物博，有无穷尽的宝藏”。“过去，我们认为安西是我们的西北了，但是安西还仅是我们西北的心脏。”他说：“从安西到苏联的边境，坐汽车还要走六、七天。这样广大的土地，是我们祖宗留下来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用无限的热烈，无限的忠诚，无限坚强的力量来爱护它、来保存它、来发扬它，我们要坚持西北的进步，西北的进步，就是中国的进步，没有新的西北，就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2)强调西北是军事力量的重心，那里有新的中国空军，新的机械化部队，西北是将来反攻力量的中心。

(3)西北是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是建设新中国的原动力。

就国防的观点出发，西北是中原的屏障，几千年来的外侮，也都是肇始于此一河西地带，岳武穆那股“踏破贺兰山缺”的壮志豪情，是感情上的愿望，同是意志的语言。

经国从西北回到重庆，仿佛发现了新大陆，认识到“那里丰腴的物产，坚强淳朴的人民，灿烂的文化，都是抗战建国唯一的力量”。因此提倡建设新的西北，要为西北同胞谋幸福的生活。旧调重弹，把他父亲在《中国之命运》里的老套搬出来，重呼“有志青年，应当回到我们这古老的故乡去，有志的青年应当到西北去。”

这一期间，经国的西北热，的确在他个人的水银柱上升涨得很高，他觉得东南已有成，不妨去西北。殖边垦牧，为人所不为，做出点惊天动地的事业来。然而，父子之间的思想差距，好象总无法靠得拢似的。蒋先生依旧沉溺在他的统驭公式里，以妥协代替果敢。经国的主席梦没有圆成，盛世才的官衔，却愈加愈多。

注释：[1]曹云霞说毛夫人遇难是一九三九年，唐瑞福说是一九三八年农历十一月初二，年代不确。曹锺麟曾任奉化县长，《奉化墓待祭扫》一文，肯定是一九三九年。蒋自著《五百零四小时》，《明报月刊》第113期（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日）：“近日心中有二事，始终不能忘者：一为先母罹难，此为余一生最痛心之事，且六年以来，迄未安葬。为人子者既不能为先母立德业，又不能早日办妥安葬大事，其何以慰先母之心于九泉之下也。深夜自省，饮泪自痛。”证明唐“农历”之不确。

[2]曹云霞著《赣南忆旧录》，第60页，香港《七十年代》出版。

[3]曹锺麟著《奉化墓侍祭扫》，香港《大公报》（一九八一年）。

[4]墓碑“显妣毛太君之墓”，为吴稚辉所题。安葬时俞飞鹏点主，石料由施季言（武岭校务主任），负责采自上花山。

[5]雷震著《我的母亲》，被台湾当局没收，雷抗议：“经国可写他的父亲，我不能写《我的母亲》，宁非天下怪事！”

[6]参阅一九四一年六月《东南日报》。

[7]曹聚仁著《蒋经国论》，香港创垦出版社一九五0年出版。

[8]蒋经国著《伟大的西北》。

[9]同[8]。

[10]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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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教育长·主任

假使我们说，蒋先生早就有意把棒子交给他的儿子，那实在是一种过分大胆的假设。但是，说他老人家从四十年代开始已蓄意培植经国，就比较接近事实了。

一九三九年，甫行就职专员，经国接“委座”指示，“克日登程赴渝”，[1]入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三期受训。在国民党的官场里，通常被认为，这是一个镀金的机会。由庐山军官训练团，到台北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无数的院校团班，训练过十万的党政干部。获得遴选，象征着明日的希望，从关系学的方面看，更意义非凡。

蒋先生认为，多经过一次熏陶，干部们的思想意识，以及对领袖的向心力，会益形加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同样适应经国的情况。经国是个特殊的例子，他只是要经国和别人一样，按部就班地，在国民党的体制内，茁壮成长。

蒋先生一方面让经国接受国民党中央的正规训练，为儿子未来获膺新命铺路，一方面，巧妙地，解决原来是共产党的国民党党籍问题。

由重庆回到江西，任命发表，派经国为三青团江西支团临时干事会干事兼筹备主任，儿乎是火箭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