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没有出门，困难来了。行政院重划行政区是第一关，中训团另编预算，订编制，备营房是第二关。

行政院的官僚们，对国事的轻重缓急，漠不关心。仅知道照章办事，奉公守法。一记太极拳打过来，经国已手足失措。他们说：“设立实验区，事关改变现时政区，行政院政务委员无权定夺。须将原案咨请立法院审议通过。”耗时旷日不说，能否顺利通过，还是未定之数。

最后，还是蒋先生想到的变通办法，根据“戡乱总动员令”，交国防部出面办理。但“实验绥靖区”的原定计划，早已走样。

国民党的事，如是拖泥带水，甭说，对敌斗争之不易，对付自己的官僚阶层，就够辛苦了。

“戡建班”第一期毕业的学生，约一千二百余人，编为六个大队，每人发美式手枪一支，子弹两百发，官阶准尉、上尉不等，颇有点御林军的威严。

一九四八年一月，国防部戡建总队[16]成立。总队长胡轨，下辖六个中队，分驻苏北、皖北、豫南、鄂北、鲁南、冀东各地。但都受经国直接主持的“戡建中心小组”指挥。

队员或个别、或小组，参与地方施政，组训民众等工作。有时用他们的上方宝剑，进行搜查、逮捕活动。以戡乱建国的“先锋队”、“政治兵’自居，难免轻视地方干部的尊严，发生越权揽权等情。因而，戡建的功能，未见发挥，内部倾轧的现象，不一而足。

戡建总队之外，尚设戡建小组，负责情报活动，为经国经营情报组织的滥觞。

其奈，俱往矣，随着国军的覆灭，他这支新兵，被俘、被歼的．占十之八九。他们是充州第五大队，于许世友占领济南后，自大队长谈明义以下，无一幸免。少将督导游鲲（曾任蒋主任秘书）同时成擒。

襄阳第四大队全队被歼、包括大队长刘复州在内。

潢州第三大队，因豫南战局吃紧，各奔东西，而自行解体。

淮阴第一大队，未遑开展工作，即和南京的联系切断，后陆续逃回上海。

合肥的第二大队和唐山的第六大队，一九四八年七月调到上海。

武汉“戡建小组”的组长宋特立，携秘密档案投共。

赣南时期，经国曾说过：“年轻人的日子是不夜的，可是年轻人的黄昏来得太早了。”现在，竟成了他自己的忏语，命运就这么捉弄着他。

注释[1]吴嘉静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共谈判与马歇尔使华》，《中报月刊》第41期（香港一九八三年六月》，第98页。[2]曹聚仁著《采访二记》，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3]曹省三、曹云霞答《蒋经国系史话》，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一九七九年八月出版，第178页。[4]程思远著《李宗仁先生晚年》，第9页，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一九八0年十二月北京。[5]白斌为广西籍立法委员[6]第一次当选国民党中央委员。[7]同[3]。[8]黄维，前国军十二兵团司令，徐蚌会战被俘，一九七五中共释俘时，恢复自由。[9]同[3]，第185页。[10]毛泽东著《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29页。这一统计数字，不一定正确，但国军损耗巨大是事实，董显光谓“到了民国三十六年终，中国政府日益增加的危险已呈更剧烈的现象”。《蒋总统传》，第488页。[11]电影《南征北战》和《红日》即描写此役经过。战争发生于山东沂蒙山区。[12]参阅《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一九四六年十一二月），一九四七年四月，共军主动放弃延安国军得一空城，不久，胡部被全歼。[13] Russell Randall准将，认为这场战争有五个方面：战场上、财务上、政治上、精神上和心理上。见《中国时报》旧金山版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第二版。[14]暗杀闻一多、李公朴，其余如特务恐怖、抓人、判刑、坐牢等。真正的共党分子，极少抓到。[15]同[3]。[16]国防部系统的特种工作队，尚有“人民服务总队”属邓文仪的国防部新闻局，“绥靖总队”属国防部第二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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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八一九防线

战争进入第二年（和谈破裂），共军反守为攻，国军精锐，象见到太阳的坚冰，快速融化。

毛泽东“宜将胜勇追穷寇”[1]的战略，就是看准蒋的弱点，不让南京有喘气的机会，由内线进攻，加速蒋氏王朝的崩解。

等到后来，蒋看到事态之严重，承认经济战场上，也遭受挫折，已生命垂危，再无法挽救了。

据董显光说：一九四八年夏间，印刷纸币的费用，已经赶不上货币的兑换价值。[2]从社会经济的实情去了解，假定，以国立大学的教授收入作例：“胜利初期的教授收入，约等于战前的十分之一；如以银元来计算，约等于十五元上下，到了发行金圆券的前夕，我们的收入，只等于银元五、六元左右了。这份薪给，比之战前女工，还差了一半。”[3]这是一位教授的自述。再从当时流行的钞票面额来看，一九四八年的七月十九日，二十五万元的关金大钞开始问世了，法币的发行量已是战前的二十万倍，物价的涨度为战前的三百九十万倍，物价上涨的幅度，如此巨大，可真是“法币的末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