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质上，谈谈打打，战火燎原，从日本投降那天起，任何一方都没有住过手。初期国军以兵力武器的优势，略占上风。几经交手，所谓“美式装备”的国军精锐，不过是银样蜡枪头。

试看，毛泽东下列举证。他说：

“第一年作战（去年七月至今年六月）歼灭敌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七十八万人，伪军、保安队等杂部三十四万人，共计一百二十万人。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一胜利，给予敌人以严重打击，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端深刻的失败情绪，兴奋了全国人民，莫定了我军歼灭全部敌军，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10]

毛泽东承认．共方付出三十余万人伤亡的代价，和大批被敌占领的土地，但是，共方立于主动。

孟良崮，[11]国军张灵甫殉难，莱芜战役李仙洲被俘，两役约十万人被歼。

鲁西南战役，国军四师九旅之众，遭到歼灭。

国军大书特书的一场胜仗，是胡宗南的部队，攻入延安。[12]但是换取到的，不过一场空欢喜。津浦线短暂通车，陇海西段，又被刘、邓大军所切断。

战场上国军频频失利，共军的新战略．执行“外线作战”。以乡村包围城市，由游击战，扩大为阵地战，“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国军变强为弱，变攻为守，双方形势消长，急转直下，连西方军事家，都为之不解。

其它方面，如政治、经济、精神、心理，[13]和军事一样地令人沮丧。

导源于“沈崇事件”而爆发的反美学潮，迅速蔓延全国，学生罢课、游行、示威，了无宁日。他们提出的口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无不矛头对准南京政府，旨在瘫痪国民党的后方，打击民心士气。毛泽东称此为“第二条战线”。

国民党当局，自然很清楚，这是敌人的恶作剧，是中共地下党幕后的策动。经国负责的三青团组织部门，的确绞过脑汁，派精英分子，渗透到各学校，从事各种防范措施，或壁垒的明地，相互对抗，可惜成效极其有限。国民党人，即使在后方，也不是中共的对手。

经济方面，通货膨胀，生产萎缩，加上庞大的军费开支，公教人员生活，日益恶化。政府财源枯竭，唯一的希望，等待美援，美援不来，只好滥发钞票，借资挹注。

失业、饥饿、萧条，每一项因素，分别困扰着国民党政府，加上中共巧妙的宣传，轻易地转嫁到另一方去认为蒋介石集团，独裁卖国，贪污腐化，反正一无是处。

国民党若干短视暴虐的举措，[14]无形中亦丑化了自己，帮助了敌人，加速崩溃的步伐。

经国当时在南京的地位，相当微妙。一只脚在党里，一只脚在军里，可都算不上高层决策人物。特务组织，“军统”和“中统”，没有他的的，各军种各兵团，直属参谋本部，鲜有轮到他插足的余地。

大局如斯，经国对一切的情况，看得比他父亲还要清楚，原因，蒋先生高高在上，很少有兼听的机会。

经国因而忧郁仿徨，口头上、行动上，他要扮演成乐观坚强的斗士，强调“天下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心灵深处，阴暗深沉，看不见地道那一头，有任何光芒。

扶撑危局的办法，集南京所有的诸葛亮，也提不出什么锦囊妙计。即使有，蒋先生那样的性格也听不进去。听进去的，办不办得通，尤其成问题。

避免坐以待毙，一九四七年的秋天，经国召集亲信反复研究，且得到蒋先生的首肯，终于提出一个对付中共的新方案—建立“实验绥靖区”。[15]

纸上谈兵，计划是不错的。

绥靖区实现全民武装，把及龄壮丁，全编成“戡乱建国义勇队”，荷枪实弹，保家保乡，巩固收复区，根绝共军兵员粮食供应。

预备在江苏、安徽、河北、河南、湖北、山东六省，各划专区试点。

“中央训练团”，特别开办“实验绥靖区干部训练班”，训练区长、县长等干部，配合施行。

认真实施，也就和美国在南越办的战略村类似，是以组织对组织的一种手段。

南越这一妙招，没有成功，关键系于：

（1）属于政府方面的干部，赶不上越共方面干部对主义信仰的宗教狂热。

（2）政府军没有力量保护村民的安全。经不起越共的报复打击。

中国的情况，较越南更特殊。地主和农民的利益，彼此矛盾。绝大多数农民相信，跟着共产党走，将结束贫困，获得翻身。

凭这付印象，已命定失败，劳民伤财，空忙一阵。

经国有什么选择呢？明知不可为，亦只有临危受命，鞠躬尽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