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四日北平教授（毛子水，朱光潜等）为民请命。

十月二十九日蒋经国赴京前，告重要干部，坚决反对开放限价。食米藏入棺材，床下抄出火腿。

从上列新闻中所勾出的一幅图画，可用四个字来说明，“危哉殆矣”。经国自己的描写，“本星期（十月三日至九日）的工作环境，是工作以来最困难的一段。”在这以后的日子里，更是不断的告急警报；十月十四日，“上海整个的空气是在恶转中”；十月十六日，“今天报纸上发表了关于扑灭黑市的严厉办法，但是并没有见效”；十月十八日“……许许多多问题，不但无法解决，而且一天天严重。”抢购到了排山倒海的地步，捉拿、枪杀……这些手段，也就到了黔驴技穷的阶段。经改会斗法的对象，非仅是“奸商”、“流氓”，还加上警察和七百万人民。面对如许庞大的势力，即使是“戡建队”“青服队”一百倍的力量，也难照顾周到。

经改会的最后一着棋，是在市区的一个小菜场上，每天派出服务小组，配合辖区警察，执行检查监督。别看市场虽小，“小菜场是大上海社会的缩影”，服务工作最容易发生困扰的也在小菜场，流氓持暴凌弱，到处造成群众骚动，需要派武装人员持枪实弹前往镇压。“警察和商人勾结，设法帮商人疏通，包庇商人为非作歹”。管制人员在场内管制，买卖双方则在场外交易。所以经国看到这个莫可奈何的现象，才写下“今天最要紧的是要沉得住气，有若干干部，心理已经开始动摇，这是如何可虑。”

干部动摇，首脑部门，何尝不动摇。高阶层立场的动摇，十月中旬即开始，二十日翁文灏召集经管要员开会，“无具体结果”，但次日经国访翁谈话的结论：“财政部没有一定的办法和主张，颇有动摇不定的状态。”二十七日的会议，经管的丧钟，终于响起了。

会议开了三天，“鸽”、“鹰”两派，曾有激烈的争辩，主题在“议价”、“限价”之争。主张议价的，实际上是投降派，认为限价既未能阻止物价上涨，反而形成抢购物资的现象和黑市猖撅的结果，事实上倒加速了物价的上涨，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故不如干脆议价为宜。主张限价的是“改组派”，也就是所谓的“死硬派”，“力争限价的取消，就等于宣告经改工作的失败，等于宣告金圆券的崩溃，结果徒使物价——甫经就范的野马（事实并未就范），又脱去缰绳去任性奔驰，民命国脉，将不知伊于胡底。”改组派还认为，只要政府能掌握物资，就可随时动用，可以用区域间以货易货的办法，换取必须的食粮和农业品，其次配合精确的配给制度，使这些物资合宜地分配到市民手里，避免商人的中间剥削，免掉黄牛党的套汇囤积。

经国的立场，自然是站在“死硬派”这一边的，他在日记里，有很清晰地交待。“十月份的最后一星期，恐怕亦将成为限价政策实施的最末一周。问题不是在于限价不限价，而表示政府无能，怕困难和没有决心，处在政府放弃限价政策的时候”。最后他说：“我的主张既与此相违背，则本应辞职……。”这段记载，正印证了那时京沪报纸，“经国坚决反对开放议价”的报导。

行政院的经改讣闻，到十一月一日正式公布，但公布前夕，尚有两处起程炮。

代表“民意”的立监两院，在十月二十九日那天，立院十五次院会开会讨论经济危机，“主张立即取消限价，维持市面，不要只顾面子，不肯承认失败”。监院提出纠正，结论“未能镇之于初，复未补救于后，造成生产减缩、黑市猖撅现象。”这表示，负监督政府的民意“代表”们，对政府已不止是怨，而是恨怒交织。

真正反映知识的子的失望和悲观情绪的，是来自北方的“停教宣言”，北大教授周作人等八十二人，在他们共同签署的声明中说：“……政府对我们的生活如此忽视，我们不能不决定自即日（十月二十五日）起忍痛停教三天，进行借贷来维持家人目前的生活。”教授要停课借贷，该是多么讽刺的写照。这代表着他们对国民政府的绝望和悲呼，哀莫大于心死，由小市民到知识的子。至此，一心一意地等待毛泽东那个红太阳的来临了。

经改失败，翁内阁倒台，起草人王云五退位让贤，经国这场全本武戏，只好落幕告终；发表“告上海市民书”，表示一番歉意，说了些沉痛的话，于十一月六日，悄然离沪，回杭州蒋寓，和蒋方良团聚去了。

金圆券昙花一现，等于把国民政府的外衣剥光，这以后，四野挥师入关，中原震荡，军事上出现雪崩的局面，已毫不足异。而对经国的教训，不仅是“读了一部经济学”，更读到了政治经济学，懂得经济规律，硬用政治手段去对付，必败无疑。曹聚仁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