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商人以原料缺乏为由，要求停工，进而改变战术，据官方的记载，他们“唆使收买一些流氓和无

业游民，在市面上分头抢购日用必需品，以期造成心理上的恐慌，迫使政府放弃限价政策，这就是十月四日市场波动的缘由”。上海的流氓势力，的确很大，假使当局真有足够贮藏的物资，商人的计策，也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容易击破的。这个解释，似乎有存疑的余地。

抢购摆长龙的现象，开始于十月四日，南京当局，却自一日起，加强管制扩大区域，经国的权限已不止上海了，《生活杂志》说，“相当于一个法国的面积”。

反映当时情况的经国日记，最具参考价值：

十月三日……十时，主持检查委员会例会，讨论实施总检查的办法，大家的气已不如以往的旺盛，这是和今天的困难环境互相发生关系的现象。

十月四日自星期六开始，市场已起波动、抢购之风益盛。一方面因为烟酒涨价，同时亦因通货数量之增多，所以造成了今日之现象。目前抢购之对象，为纱布呢绒等物，恐怕将来要以米为对象了，这是非常严重的现象，所以一夜未安睡，且内心非常不安，因责任所在而不敢忘也。

十月五日人心动摇，抢购之风仍旧继续发展，这是非常值得忧虑的。今天决定加紧取缔美钞和黄金的黑市交易……。

十月六日抢购之风，虽然比较好转，但是问题的严重性，并没有解除。米的来源空前来得少，而市民向米店买米量则较往日增加一倍，这是个严重的问题，真是日夜所不能安心者……。[23]

经国所说的“困难环境”，指的是济南失守，他在十月的《反省录》里，曾坦承是“军事以及政治方面的重大事件，因此造成了严重的局势。”经国强调过政治的因素和经济的因素是不可分的，现在济南失利，人心动摇，应变措施当然会把金圆券拉下马来。

最矛盾的是，政府一面严格限价，一面领头加税，十月初，宣布“卷烟、熏烟草、锡箔，洋啤酒、国产酒类，烟丝、烟叶，七种税额，增加七十一倍”。烟酒燃起了星星之火，再加上燎原的油棉，抢购潮乃变成万马奔腾的洪流，迅成泽国。这等于中央主管单位，先给经国砍断一条腿。

上级扯经国的腿，地方干部也要捋他的虎须，有个现成的例子，市政府社会局长吴开先，未得蒋氏同意，批准绒线厂盘上涨五成，并发表谈话，列举数字，说明批准涨价的苦衷，被经国所否决。

“扬子案”是这个阶段最大的打击因素之一，经国过去一个多月来的声威，从此全部输光，上海居民，把他的政冶口号，改成了“只拍苍蝇，不打老虎”。“扬子案”众说纷纭，真相如何，到今天还是个谜，据经国自己的说法，是外面扩大其事。二在法律上讲，扬子公司是站得住的。倘使此案发现在宣布物资登记以前，那我一定要将其移送特种刑庭。”可是，另据印度驻华大使潘迪华（K. M. Panikkar）在其旅华回忆《In TwoChinas, Memoir of a Diplomat》所记，当扬子公司被查封的当晚，南京官邸正在宴客，杯盘交错之际，上海突来一紧急电话，蒋夫人接完电话之后，神色至为不安，乃先行离市。翌晨（十月一日）飞沪，经过宋美龄从中干预，此一丑闻，喧嚣中外，不日，孔令侃飞美。

另据曹聚仁的记载：“当宋美龄带着大公子（孔令侃）去看蒋先生的时候，经国己经束手无策了。”退职记者在《哀江南书》里提到，孔令侃看姨父的时间，是十月九日的上午，在经国“拜见父亲，报告上海情况”之后。参考各种可得的史料，相互印证，“第一夫人”插手“扬子案”，使经国受挫，已成不争的事实。

家族干政，豪门当道，群情哗然的后果，接着就是“市民人山人海，抢购物资忙。”总崩溃前夕的这一幕，乃在观众的惋惜声中，黑灯暗场。

了解十月三日以后的情况，我们不妨把这以后大公报的新闻摘要，检查一下：

十月三日无锡、杭州有抢购现象，食米限购五斗，鲜鱼鸡蛋绝迹。黄牛、单帮大活跃，有组织的抢购物资外运。

十月八日两监委到沪调查扬子囤积案。造纸业建议销毁法币作原料，可维持六个月之用。

十月十六日经管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使用全力扑灭黑市行动。金钞黑市已发现，换发身分证，准备全面配售日用品。

十月二十一日工业界在无办法中挣扎，实物交换盛行。

十月二十二日翁文灏邀蒋经国商谈安定经济新办法。

十月二十三日排队买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