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军参加的兵力，为六十万人，包括“三野”所属的十六个纵队，二野的七个纵队和华东、中原、冀鲁豫三个军区的地方武装。

论兵力、装备——特别是重武器，国军无不占尽优势，但共军机动灵活，将士用命，战斗意志旺盛。

蒋先生的希望，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聚敌痛歼，挽救危局。不幸，这个希望，也落了空，没有等大兵团展布开兵力，已为敌人各个击破。

前线失利，后方动荡。翁文灏内阁下台，行政院院长一职，乏人问津，历胡适、张群，最后由“阿斗”孙科出来送葬。

蒋先生的最后一张王牌，是请求华府急救。“蒋总统认为须有一种心理上的特殊变动，始足以加强抵抗中共的意志”，董显光的《蒋总统传》进一步指出：“此种心理上的刺激，莫如有一支持中国政府的宣言来自美国。”蒋先生深信“此一宣言纵未能立即补充以物资上的援

助，已足挽回动摇的心理，而制止日益增加的失败主义者。它可作为对共匪的一种警告，使此时尚留在长江以北的中共军队，暂止于华北的收获，以免冒对美冲突的危险。”[4]

杜鲁门的复信，说了些漠不相关的话，表示一下同情，予以婉拒。十六天后，蒋夫人亲自出马，白宫晤杜，旧事重提，要求华府派将领前往中国，及十亿美元的军经援助计划。得到的答复：“除非美国派军参加，任何大量军事援助，均将于事无补。”

杜蒋私下已有嫌隙，种因于蒋支持共和党杜威的竞选，杜鲁门说过：“我恨不得把这些家伙关在监狱里。”[5]外加国务卿马歇尔对南京政府的偏见，国务院中国科的专家们，一致认为国民党已无药可救。任何寻求美国援助的努力，均将落空。

经国形容此一时期，“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华民族的危急存亡之秋。”

“中共除军事威胁外，更扩大其心战与统战的攻势。一般丧失千志的将领及寡廉鲜耻的官僚政客，或准备逃亡避祸，或准备靠拢投降，或传播中共‘和谈’烟幕。一般善良同胞，亦误于中共的欺骗宣传，希望停战言和，休养生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一般人精神已趋于崩渍。父亲乃有引退图新，重定革命基础之考虑。”[6]

逼蒋“引退”的动力，来自担任华中剿共总司令的白崇禧。白抗命增援徐州的事，蒋白关系，已临破裂边缘。[7]十二月二十四日，白自汉口发出的“亥敬”电，咄咄逼人，驱蒋的态势，呼之欲出。跟着长沙绥靖主任程潜、河南省主席张轸，直率提出，要求“总统毅然下野”。

中层干部，甚至“激起了一股‘兴师勤王’的念头，”“团结在蒋公的周围，稳定那种局势，”[8]可见危殆之严重。

一月十四日，毛泽东的八项和平条件，等于对南京发哀的美敦书，内外交攻，蒋即使想恋栈，亦时不我与，剩下退路一条——下野。

蒋迟迟未见行动的内因：不甘桂系逼宫，出乎义愤是其一；需要时间，从事必要的部署是其二。至于经国所说：“父亲对于杜（聿明）部待援，已尽最大心力，自信问心无愧，认为此时‘引退’可无遗憾。于是下最后之决心。”[9]其可信的程度那就太低了。

首先，重新部署人事，扩大京沪警备部为京沪杭总司令，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全盘掌握苏、浙、皖三省以及赣南地区的军事指挥权；派朱绍良去福州，张群驻重庆，余汉谋掌广州，离京飞杭那天，公布陈诚为台湾省主席，蒋经国为省党部主委。

派经国率总统府第三局局长俞济时，警卫组主任石祖德等秘密到溪口，布置警卫通讯网，为蒋退居幕后，预作部署。

一月十日，派经国去上海，命令俞鸿钧，将中央银行现金，移存台湾，以策安全。

同月十六日，召见俞鸿钧、席德懋，下令中央、中国两银行，将外汇的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免将来遭到接收。

二十一日，正午约宴五院院长，下午二时，在黄埔路官邸，约国民党中央常委叙谈，出示和李宗仁的联名宣言，略谓：

“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消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当时的场面，至为凄惋，经国回忆：

“时在坐同志莫不感情激动，甚至有声泪俱下者。其中坚贞同志，对‘引退’事力持异议，终为父亲婉言劝止。最后，对宣言略加修正，即宣告散会。

亦有不少高级军事干部，闻讯痛哭失声。父亲个人的进退出处，光明磊落，其感人之深有如此者。”[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