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证蒋先生对时局的看法，比较现实和深远。意识到渡江只是时间问题，发表陈诚为台湾省主席，他心中已有了退路。

何（应钦）内阁于三月二十三日登场，人事纷争，稍有头绪。一面备战，一面和谈。南京派出张治中为首的和平的表团，北上议和，南京的腹案，原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希望隔江而治。

毛泽东陈兵江左的，是百万雄师，他誓言非“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可。

四月初，溪口的注意力，全集中在长江的防务上，蒋先生比谁都清楚，能战始能言和。而南京的和平攻势，未尝没有备战言和的意思。

七日清晨，下榻丰镐房的经国，收到嘉兴、上海同时发出的急电两封。字数寥寥“……贾亦斌昨晚叛变，总队长黎天铎等下落不明……。”

自戡建小组组长朱特立于前年八月在武汉“失踪”，这是半年来的第二宗众叛亲离，经国的感受，任何人凭想象，可以作出自己的结论。七日那天的日记，只字不提，只说了些和战方面的大事。蔡省三说：经国“曾痛哭流涕的向乃父作检讨”，报告有之，“痛哭流涕”未必，我们只好当“据说”，姑妄听之。

为了便于读者一窥全貌，预干总队兵变，宜详作交待。

贾亦斌行伍出身，后考进陆军大学。一九四六年夏，由彭位仁推荐，受经国赏识，由青年军复员管理处组长，而国防部预干局副局长，而代理局长。

济南失陷后，国防部预备在长江以南，组织新军。时任次长的林蔚，问计于贾，贾说，干部可出自青年军预备干部，“至少一万人是不成问题”，这就是预干总队的由来。

一九四九年二月，总队调到嘉兴，贾自兼总队长，任命黎天铎、林勉新为少将副总队长，人员四千，设四个大队。

贾事后承认，“多数人认为国民党已经没有希望，各人要自谋出路”，“因此，我对国民党绝望，决心投向共产党”。前年十月，和中共地下党员段伯宇，在南京中山陵取得联系。

贾：“……你看我们怎么办？”段：“要自己抓武装才有办法……。" [13]

最初，贾和伞兵总队第三团团长刘农畯，计划在南京起义，“把在南京的主要军政人员都抓起来，送到解放区去。”但因部队调派而未果。

贾积极布置起义的蛛丝马迹，溪口方面略有所闻，特派江国栋携带大批银元住在嘉兴的一家小旅馆里，暗中调查。三月上旬，贾应召前往奉化和经国举行面谈，经国丝毫不动声色，暗中通知南京，把贾的三项职务解除。代局长由徐思贤接任，总队长黎天铎升任。

贾虽解职，新命仅国防部部员，却无碍于起义行动。四月二日，接到中共地下党的指示，决定在嘉兴举事，“经莫干山向天目山挺进，与苏、浙、皖边区游击队联系，策应人民解放军过江。”

预定起义的日子是四月十五日。贾于四日潜至嘉兴，六日，为黎天铎获悉。因而日期提前。贾在《嘉兴起义始末》一文中这样记着：

“天色垂暮，李凯宾派了十几名学员持冲锋枪来接我，到西大营后，操场上这里一堆，那里一群，干部学员们正拿起武器，整装待发。见了我，纷来握手，气氛紧张热烈。我立即同学员们一齐到黎天铎的办公室和他谈判，学员们和他评理，他不肯行动。到午夜十二时，还是相持不下，我看时间不能容他再拖，就明白告诉他：‘我是共产党叫我来的，你现在有两条路：一条是把我送到国防部，可以升官发财；第二条是跟着我们走．下令行军，到莫干山演习，限你考虑五分钟答复。’这时学员们有的把刺刀指向他的胸膛，有的把手枪对着他的后背。他见势头不对，叮得魂不附体，嘴唇发抖，对我说：‘你是我的老长官，你带的路不会错，我听你的。’这样，他才拿起笔来，下命令‘行军演习两天，”[14]

起义部队抵达乌镇，国军兼程赶到，七日深夜，分三路突围，黎天铎和潘振球趁形势混乱逃脱。贾历尽艰辛，走了七天，剩下几十人，逃到江西吉安。

从全局看，事变的本身，微不足道，即使贾顺利将部队完整地带到天目山，对国军的防御，并起不了多么严重的骚扰破坏作用。反正，民心士气，已听天由命，无再战的决心。国军阵前起义的，从东北的滇军开始，到徐蚌会战，层出不穷，亦见怪不怪。然而，预干总队，是经国的嫡系，含有“勤王”的意义。外界议论“从蒋家的心窝里反出来了”

预干总队能起义，住在宁波的绥靖总队，是否还靠得住呢？[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