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乱离情，且看经国五月十三日的日记摘录：

“天雨，孝文由台湾来此，父子离乱中相见，倍觉亲热，读妻信，知勇儿病已痊愈，衷心更喜，谁无儿女之私，要在公私冲突之时，能牺牲个人利益，化私为公耳。后日为妻诞辰，将去电致贺。”[2]

端午，父子在高雄要塞度节，惊魂甫定，心绪难宁，浮现屈原投江故事，“更深国难严重之感矣”。究竟经国叹屈原之难得，抑悔恨蒋先生是襄王，贤士见背，那只有凭读者的各自想象了。

经国本来是个悲剧型的人物，遭遇逆境，感触特多。我们从他这一时期的文字记载，几乎处处触及其跃然纸上的凄凉心态。

“霪雨初晴，精神为之一振，但很快地又感觉到愁苦；连夜多梦，睡眠不安。”（六月四日）

“昨晚夜色澄朗，在住宅前静座观赏。海天无际，白云苍狗，变幻无常，遥念故乡，深感流亡之苦。”（六月九日）

依心理的析，帝王英雄和普通老百姓的得失哀乐，本质上，无甚区别。悔出帝王家和亡国君臣的情感意识，事实上，也只有国破家亡之际，才表露无

遗。假如改以诗歌，李后主、陆秀夫等的悲吟，不就是今人的感叹吗？

蒋总统的沉着镇静，是另一种典型，临危不乱，处变不惊，真的别具英雄气度，虽然颓丧，并不气馁，遭逢巨难，而不感伤。变乱中思考生存之道，创伤里追寻复原契机，他似乎相信，上帝没有抛弃他的意思。

七月上旬，以中国国民党总裁身分，访问菲律宾，在碧瑶会晤季里诺总统，官方声明，商台菲联盟，菲岛墓尔小国，一切唯华府马首是瞻。杜鲁门已撒手，马尼拉即使有心支援，亦爱莫能助。蒋先生的构思，一石二鸟，能说动季里诺，季向华府陈情，五角大厦的鹰派，则可能向白宫施压力，将台湾划入美国西太平洋的防线之内，未来的安全无虞。次及蒋未来的去处，台湾战败，他决心不向美国请求政治庇护，菲国或南美，较为理想，此行有投石问路的作用。

军事上，土崩瓦解。高级将领，个个找后路，实行逃跑主义，中下级干部，随时准备应变，掉转枪头。

外交是内政的延长，内政如斯，外交战线，因而出现败象。

蒋先生靠外力起家，他总相信，美国在华的利益，和他是分不开的。虽然，美援受阻，那只是“国务院内亲共分子的阴谋作梗”，“只要忍耐持久，终有一天水落石出，虚实大白于天下”，“而不至沉冤莫白”。蒋夫人滞美不归，就是奉命就地游说，希望把华府的反蒋倾向扭转过来。

多年来，蒋先生和美国的右翼保守势力，的确拉得很紧，凭借这个关系，所以，他才能把史迪威将军斗倒，令马歇尔七上庐山，蒋先生很显了显威风。但是，时移势转，南京政府的腐化无能，已经使得华府开明的外交政策参与者相信，蒋先生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得不见风转舵。

当孙科把内阁搬到广州，司徒雷登大使拒绝迁穗那幕出现的时候，美国发出的外交讯号，已经很明显了，南京失陷，未行撤馆，更多蛛丝马迹可寻。华府有意，另辟蹊径。六月二十日，蒋得自东京的情报，盟总打算把台湾交联合国托管，所谓“托管”是一个幌子，四十年代的联合国，毋非是美国的代名词，那位成天拿着烟斗带着太阳镜的麦克阿瑟，预备自己来管了。

一九四九年八月发表的中美外交文件，俗称“白皮书”，破例提前公布，并加以摘要说明。美国的目的，具有对内对外的双重作用：对内，向人民交待，美国花了如许力气，调停中国的内战，支持南京的蒋政权，导致蒋失败的原因，是蒋政权太腐化，并非杜鲁门政府的过失。对外，昭告世人，美国已厥尽其盟国的责任，美国尊重中国人民的友谊和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但愿中国不要投到苏联的阵容里去，与美国为敌。假使威胁到亚洲邻国的安全，美国将不坐视。可是，选择此一时期，预以公布，未免对蒋的颜面太难看，近乎落井下石。

不过，这长达一千零五十四页的外交文件，对蒋有百害却也有一利。那就是由此领悟到为人驱策的悲哀，益增他抓实力保台湾的决心。

蒋的方针大计，不外乎认为大陆的地盘，虽仍控有西南、西北，终将为共军控制，李宗仁的政治把戏，到时候就会自动落幕收场。那么他掌握着台湾，中共一时跨海攻台的计划办不到，靠着海龙王的保佑，他尽可重打出政府的旗号来，一则伺机待变，一则和中共顽抗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