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工干部学校组织体系去看，和重庆时的的中央干校，如一对孪生兄弟，跑马场改为复兴岗，和原来的复兴关，也只是一字之差。说得更远一点，两个干校，都脱不了莫斯科孙逸仙“大学”的幽灵。

干校的训导方针，开宗明义，“以培养笃信三民主义，服从最高领袖，忠党爱国，坚决反共抗俄之健全政治工作干部，使能参与陆海空军各级部队……共同完成国民革命第三任务之使命为教育宗旨。”[19]

在这个教学宗旨的基础上建校，求学当然其次，教育部亦不承认其为合法的大学机构。经国早胸有成竹，干校学生是他的子弟兵，一旦时机成熟，卸下军服，进军党政各界，即是他掌权的班底。

胡伟克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只做了半年的短命校长，乃由王永树接替。王升（先是教育长，后升校长）的造神运动，依次是“伟大领袖”、“青年导师”蒋主任。复兴岗俨然是经国的黄埔。一九七五年，蒋先生去世，经国接班，太子门生，如水银泻地，除财经界尚是一片干净土外，情治系统、文化娱乐以及党政新闻界，无不盘据侵吞。

民国宪法第一百三十八条明文规定：“全国海陆空军，须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以外，效忠国家，爱护人民。”因此，国民党在军中设立党部，从事党务活动是非法的，和行宪后提出“还军于国”的理想，大相径庭。国军成为一支不折不扣的党军，更具体的说，国军其名，蒋军其实。

董显光说，经国原“不愿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一职，“因深知其父令出惟行，只得勉为接受。”[20]董先生自命为虔诚基督教徒，如此大胆说谎，真不知道他如何向上帝忏悔，董的潜在用心，恐怕还是为了下面一段：“在外人方面，颇有误会政治部之动机者。但如能彻底了解其作用，则误会当可消除。”

有“误会”是事实，“消除”则非易。外人乃美国驻台军事顾问团（MAG）的官员，美军设新闻官，宗教官，并无不可告人的秘密，经国将苏式政工制度，党务活动，引进三军，使国军党化，私人化（Personalized），那是高鼻子蓝眼睛的美国顾问，所无法容忍的。

且看哥伦比亚大学《民国人物大辞典》的记载：

“五十年度初期，国民党控制台湾，主要以戒严法为依据。国防部下的总政治部，一般认为，效率尚高，手段毒辣。政治部在军方的任何机构，置政工人员，进行控制监视，和苏联、中共的作法，殊无二致，美军驻台军官普遍厌恶。虽然，双方获得某些妥协，经国在父亲的支持下，我行我素，坚持为事实所必须。”

一九五三年九月，应美国防部之邀，经国赴美考察参观。[21]不言而喻，华府对这位“前共产党”是不怎么放心的。艾森豪威尔总统特别礼遇．在白宫予以延见，但经国的思想底层，只想到权力的光辉，只想到对敌斗争，美国两个月的旅行，对他不可能有任何改变。

国民党七大召开，经国当选为中央委员，日益上升的权力，得到肯定。一九五二年十月，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宣告成立，[22]蒋先生兼任团长，经国主任。

救国团的成立，事先未通过立法程序，也不属政府的任何部会，和教育部的性质类似，但教育部无权过问。所以后来被《自由中国》半月刊讥讽为经国的黑市机构。

成立之前，经国早在复兴岗政工干校内，设班储训干部，冠冕堂皇的理由，他说：

“青年是可爱的，尤其是军官学校的结业典礼中，前面一排都是各机关的高级长官，后面的都是年轻而刚毕业的学生，我心里便感觉到，唯有使后面的青年人站得起来，足以接替前面的人所肩负的革命重担，才能完成艰巨的革命大任。今天中国的革命，没有青年起来，就不能成功，可是青年起来以后，如果没有组织去团结青年的力量，不能持久，最后还是全归失败。”(23)

浅看这段谈话，会以为经国一付范仲淹的胸怀，办救国团是为了要“使后面的青年人站得起来”，有准备交棒子的意思。

其实，他另有所图，在第一次台北救国团的宣誓典礼上，他说：

“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大陆的失败，大家只看到军队给人家打垮了，虽然这也是事实，但是要注意，除了军队，我们的青年也被中共解除了精神武装，青年组织也被瓦解。我们感到军队的整顿非常重要，这三年以来，我们集中全力在整顿军队上，但是我们领悟到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失败的教训，更知道要打倒中共，复兴国家，还需要组织青年，团结青年，给他们，种新的教育，灌输他们新的精神。”[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