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青年，为的是“打倒中共”，怕青年“被中共解除武装”。“解除武装”的后果，青年的矛头，就会掉转方向，向国民党政权挑战。

四十年代大陆的崩溃，学生运动，对国府的困扰，在某些方面，并不下于军事的挫败，国民党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的心情，也十分值得同情和理解。不幸它把学生运动与共党运动混为一谈，诚如李绿所说：“国民党逃难到台湾来，所做的总检讨，显然只停留在痛悔自已和共产党比起来，控制不够严密，手段不够残狠的技术层面上，对反省自我本质的工夫，则付之阙如。”[25]

自由派的人，反对“政治部”、“救国团”，老国民党人，或国民党中的死硬派，批评得更激烈，雷震即是一个例子。《自由中国》曾以多篇社论，主张撤销。其中一篇，箭头似乎瞄准经国。它说：青年救国团成立迄今，已五载于兹，但这一单位究竟是何种性质，社会上还普遍的感到莫名其妙。据青年救国团本身的解释：

“救国团是一个具有教育性、群众性和战斗性的青年组织。”（引自该团刊印的《新团员入团训练》教材）然另据青年救国团副主任胡轨说：“救国团的组织是教育性的组织，救国团的工作是教育性的工作。”[引自教育与文的社编印民国四十五年度（一九五六年）《中国教育与文的》] 显又置群众性和战斗性而不提。难怪社会上普遍的说，这是性质不明的组织。其实，青年救国团之几乎无事不可过问，以至无处不可插足者，也就是由于这一点。换言之，青年救国团正是利用这种方便，许多事情一把抓。不过，若仅从其组织之真正精神而言，这实在是一个政治性的组织。关于这一点，青年救国团本身也不得不坦白承认：“救国团的名称是‘反共’、‘救国’，顾名思义，是一个政治性的组织。”（见前引《教材》，下同）老实说，这个组织的性质，表面上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骨子里是以所谓教育性、群众性以及战斗性为手段，而以政治性为目的。很显然，这是第二个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的预备队，此可从其团章及有关规定中，所谓信仰三民主义，所谓宣传三民主义，所谓以三民主义为中心思想，以至于所谓背叛三民主义是违犯团纪，而获得具体证明。甚至国民党内有人说，这不过是国民党内新兴的所谓某一派，利用国民党的招牌，所公开做的培植私人政治资本的工作而已！[26]

所谓“国民党内新兴的所谓某一派”，已呼之欲出，那就是“蒋主任”，社论又说：“今天这样惨局，青年人是没有什么责任的，这责任理该由老一辈的人负担，尤其是该由老一辈政治上始终身居要津的人负担。近代中国政治上最可痛心的一点，便是极少数的政治掮客，做着青年贩子的勾当。因为这少数掮客，相信‘谁有青年，谁有前途’的说法，一如商人之相信谁有资本，谁可赚钱的道理，于是对于青年人的纯真和热情，加以充分的利用。结果是盗用若干美丽的名词和动听的口号，欺骗青年，愚弄青年，麻醉青年，进而牺牲青年，使自己的权位，建筑在青年人的鲜血头颅上。天下事之可悲与可鄙，宁有过于此者？此所以为了保存国家元气，尤其是防止政治掮客的残酷利用，青年救国团实在没有存在的必要。假使青年救国团真是爱护中国青年，根本便该自动撤销才对。[27]

国民党会自动撤销吗？救国团这个机构，即使到今天，仍然存在。经国认为，这是他走向“胜利之路”的桥梁。任何人反对，都是枉费唇舌的刺耳噪音。

注释：[1]程沧波著《煎熬中的合湾》，台北《中央日报》，一九五0年五月三十日第三版。

[2]《台湾进入战时了》，台北《中央日报》，一九五0年五月二十七日。

[3]台北《中央日报》，一九五0年六月四日。

[4]《论海岛攻防战》，《中央日报》，一九五0年六月十日。

[5]《台湾守得住吗？》，转载自《中国一周》，《中央日报》，一九五0年五月三十日。

[6]邵毓麟著《汉城撤退前的漫长两昼夜》，《使韩回忆录》之十六，台北《传记文学》第193期（一九七七年六月一日）。

[7]同[6]，第103页。

[8]Klaus Mehner“Peking＆Moscow"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NY. 1963。

[9]董显光著《蒋总统传》，第585页。

[10]台北《中央日报》，一九五0年六月二十八日。

[11]同[9]。

[12]陈诚、蒋经国、张道藩、谷正纲、郑彦荣、陈雪屏、沈昌焕、连震东、袁守谦、张其盷、曾虚白、郭澄、崔书琴、谷凤翔、胡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