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大会，因创制、复决二权，迄未行使，代表诸公，休息六年“辛苦”一次，依法不能享有薪给。然而，政治既有妥协的特征，更有的赃的奥妙，这些人原为无给职，趁此机会，正好勒索一番，票可以照投，但是大家得坐下谈谈条件。转瞬间，化无给为有给，后来升级，以“贷款”、“住宅”交换，成为六年一度的“政治拜拜”。

这年三月，台北一片升平景象，中山堂恢复了当年南京的热闹气氛。先是投票表决罢免副总统李宗仁，闹得煞有介事。其实，此举纯属多余，缘李氏于一九四九年冬，即移居美国新泽西州，自我放逐，不问政事。蒋为了报一九四九年“逼宫”的一箭之仇，始出此下策。

李宗仁强弩之末，容易对付，无独有偶，半路上杀出吴国祯事件，那就喧腾中外。

交待故事之前先把吴、蒋关系，作一简单交待。昊自美学成归国，受蒋器重，历任国民政府党政要职。党内曾任中宣部副部长，于政府的架构中，先后出任汉口市长、重庆市长继上海市长、台湾省主席。外交方面，担任外交部次长，为蒋面前长期得宠的爱将之一。但吴和经国间，则格格不入，形同水火。事件的爆发，即种因于此项潜在内斗的表面的。

赣南时代、重庆时代，经国和康泽、陈立夫的人马，不断交锋，但与吴副部长、吴市长，风牛马不相及，尚能和平共存。一九四八年八月，经国突奉命赴沪任经济督导员（详见本书12八一九防线），侵入吴的势力范围，双方意见分歧，发生正面冲突。吴国祯从经济的观点出发，认为用高压的政治手段，无法解决经济间题。吴且赴京，向蒋先生力谏，剖陈利弊。经

国不信邪，坚持“一路哭不如一家哭”的信念，只要施铁腕，全面打击投机商人，争取上海市民的通力合作，通货膨胀，是可以遏止的。他是根据三十年的斯大林新经济政策成功的先例。事实证明，吴国桢，这位普林斯顿训练出来的政治能手，的确比经国成熟、高明。一九四八年十月，经国落荒而走，非但未虚心接受上海失败的教训，却把这笔帐记到吴的头上，认为吴扯后腿，始有那样的结局。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吴继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4]两个冤家，窄路相逢，蒋作此人事安排，颇费周章。台湾是国民政府管辖下的唯一行省，随蒋赴台的高官如云，唯吴适人适事。吴自己亦认为“钧座惨受大陆失败之教训，已锐意改革，故敢冒死犯险，竭智尽忠，以图报效。”

斯时，经国羽翼未丰，只有手杖的作用，尚无从过问高阶层的人事权，何况“国内的崩离析，国外阴雨密云”，内斗为势所不许。因此，朝鲜战争爆发前，勉能同舟共济，保持和谐的局面。

就政府的体制观察，经国任政治部主任，承参谋总长周至柔之命，职掌三军政战工作。吴为省政府主席，主管地方行政，井水不犯河水，双方各司其责，各尽所能，尽可相安无事。但这仅是表象，独裁主义式的统治，任何公诸于世的法律规章，随时可以废弃、践踏，机关与机关间的运作、并无固定的程序、经国的权力，远超过其公开的职衔，明的一面，是政治部主任，救国团主任（后来成立）；暗地里，以总统府资料组的名义，操纵台湾的特务系统，特务权凌驾一切行政权，于是，吴、蒋冲突，乃成自然演变。

冲突的枢纽，则为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即今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前身）司令一职，循例由省主席兼，实权操副司令之手。吴国祯一反他前任魏道明时代的习惯，凡事听令钮先铭一手包办，偶尔，要过问一下司令部的大事。讵料副司令彭孟缉，早投效到经国麾下，听其驱使，和经国互通声气。自然，就不把他的顶头上司吴放在眼里。

假使换一个主席，如俞鸿钧，严家淦之流，持“遇事请示，凡事推事”为座右铭，经国越权，乐得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好官我自为之。那末，何止冲突不会升级，连上海时代的误会，都可消弭于无形。

吴拒绝妥协，客观分析可能出诸下列原因：

．吴的性格使然，“士可杀而不可辱”，官可以不做，原则要遵守。这本来是传统中国士大夫的一项卓越（outstanding）的德性，吴能舍唯唯诺诺而表现其气节，至为难得。

．恃宠而骄，过的高估了蒋先生对他的信任，迨他了解蒋先生“爱权之心，胜于爱国；爱子之心，胜于爱民”时，已噬脐莫及。

缺少团队精神。吴认为经国“不学无术”，其所主张及实施之办法，与“近代民主政治，实属扞格”，而忽略国府的本质。民主也者，本来就为装饰门面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