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传(78)

吴要彭把两位违法乱纪的处长撤职,彭表面敷衍,并未遵办。吴追问原因,“彭拿出蒋先生的手令,那么,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吴不得已,于一九五二年二月,向蒋先生进言:“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无论其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1o]蒋低头不语,装出很为难的表情,向吴斥责;“别说下去啦!’“

蒋先生按既定方针办事,吴的诤言,自难入耳,“此后钧座对于经国兄更加信任,不独任其控制特务及军队,且使之操纵党部并主持青年团。”[11]这个结,还是由吴自己解开。

一九五三年一月,共和党上台,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吴意识到,是他急流勇退的时候了。

三月初,借口健康欠佳,呈请辞职。蒋故作姿态,批示慰留,给假一月。[12]但吴去意已坚,“三度请辞”,行政院第二百八十六次院会,终于官样文章地“应予照准”,并通过上级交议,任命俞鸿钧为新的台省主席。

吴历任中枢要职,必有为蒋先生赏识的才干,否则,蒋不会如是纵容,吴也不会那么傲慢。下面摘引两个关于吴才具的侧案:

“平心而论,吴国桢并不是一个庸才,他确有一套看家本领。他的漂亮的仪态,流利的演说,讲得一口很好的外国语,十足一股洋派神气,以及按时到办公室(上海人叫‘上写字间’),见了什么人都飨以笑容,甚至和当时气焰很盛的闹学潮的学生,也表示着一种即使‘挨打’也满不在乎的气度,的确使当时但观皮相的一般洋商和上海市民,仿佛都在想大上海何幸而得到如此一位现代化的民主市长。”[13]

这段话,出自上海市参议会潘公展议长之口,潘和国府同道,应是可信的肺腑之言。其次是吴任外交部次长时候的僚属何凤山的回忆:

“吴国桢到外交部上任时(一九四二年),仅随身带了一位秘书,用了几个星期之后,打发他走了,并且说;‘我来做次长,已经是半路出家,破坏了外交部的系统与组织。我不能再从外边擅带人进来,加深我的歉疚’。所以几年下来,他没有用一个私人,极端尊重外部的良好传统,年轻的新进大多为高考出身,由外部举行特种考试派员监督,考取人员所取得的资格与高考资格相等。

吴国桢是清华毕业,留学美国,在国内做事多年,所以英文之外,中文也很不错,他告诉我说:‘刀笔吏俗所谓绍兴师爷,在公文的运用上有一种特殊的技巧’。他佩服当时在侍从室工作的陈方(芷汀),他跟陈某请教过,所以吴氏行文,极重简洁扼要,我们部中的同事,虽然许多是老公事,有时在重要关头上认为不当时,他也不客气的申斥,受他折磨最厉害的,要算欧洲司长梁龙(云松)。

吴氏是一个急性人,讲求效能,他的外国名字叫K.C.WU,中文喊为‘开水壶’,一则音同,再则恐怕是形容他说话说得快,好象壶中的开水一样。他走路健步如飞,许多老太爷们跟不上,视与他同行为畏途。在政治关系上,他与张群(岳军)接近,被视为政学系中的一分子。他注意人才选拔,我有时与他同车由上清市到涨秋山庄办公,在路上除讨论案件与问题之外,尚臧否部中的人事。因此,他对于部务的了解更加深切,譬之是时部员的外放,并非人事处决定,而乃每一出缺时,由每司提出人选,再经部务会议公决,人事处不过办理例行手续而已。我是时正督策同仁,铲除积习,努力工作,如果外放机会缺少,则将失去一重要的鞭策工具。所以我一有机会,就与吴氏谈司中的工作,又每一人员的学识品格。他是一位有心人,还晓得看点相,有次谈到纽约总领事馆的情形,我指出领事卢心畲有干才,处理内外事务均能恰到好处,他是干焌吉总领事的好助手。我不过是随便谈谈,并没有存什么心,哪知几个月之后,加拿大的多伦多总领事出缺,部中竞求的人很多,他忽然的问我说:‘你看派卢心畲怎样?’

我闻之愕然,他继续说道:‘你不是说他很好吗?打电报问问他的意思如何?,卢某虽因故没有接受,而吴氏的求才若渴可以想见。”[14]

何凤山现退休旧金山,与吴已几十年不相往返,自没有向吴讨好的必要。上列例子,把吴的个性为人,办事能力,勾画得一清二楚。

蒋先生器重吴,显然事出有因。但宠臣与爱子之间,有如鱼与熊掌,选择起来并不容易。派人向吴暗示,只要愿意和经国合作,将以阁揆酬庸。吴坚持“道不同不与为谋的”的原则,断然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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