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国自始至终，未公开露面，未发一言，很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微妙。然而，权衡得失，经国依旧是个胜利者。从权力的方面看，“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酷”。凡是阻碍经国权力上升的一切力量，都是要铲除的。试看他告诉美国学者艾伦·怀丁《AllenMhiting）的一段话，证明他的思想基础，是无法动摇的。

“在亚洲，一党专政是唯一统治的办法。政工、特务、青年救国团，共党攻击的最厉害，美国的误会也最深。基本的道理最清楚，我们反共是为了争自由，只有如此，才能反共。我们的原则是实行民主，但是共产党存在一天，我们永远无法实行我们的理想，那末则永远没有民主。”[24]

进一步看艾伦·怀丁对他的观察，有助于我们对吴、蒋之争的深刻透视。

“他有很多缺点，种因于长期在苏联的生活。他不信任任何人，忽视西方思想，反对有英、美大学学历的人，他找自己的同伴，对有真才实学消息灵通之士，不予理睬，政治行动带苏式宣传气味，"奇-_-書--*--网-QＩＳuu.ｃＯm"缺少健全的策划。”

吴、蒋出身不同，思想背景不同，有性格的冲突，

有见解的差异，把这样两个人物，强迫组合，最后的决斗，无可避免，而吴之失败为形势之决定，亦理所当然。

吴案的余绪( aftermath)，一为立法院通过引渡法，一为经国调职。新职为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暂时离开总政治部的前台，但更上层楼，成为名符其实的秘密警察首长(Secret Police Chief)。

注释：[1]蒋先生于一九五0年七月三十一日，麦帅访台时，提议台湾出兵三万三千人援南朝鲜。

[2]把宪法完整地带回大陆。

[3]蒋匀田著《行宪与修宪的层叠插曲》（二），《中华月报》第720期，一九七五年九月号第16页。

[4]《蒋介石先生年表》，《传记文学》157期，一九七五年四月，第100页。

[5]潘公展著《我所见的吴国桢》，香港《新闻天地》，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第13-15页。

[6]雷震著《雷震回忆录》，香港《七十年代》出版，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第83页。

[7]同[3]。

[8]丁依著《一个历史见证人的身影》，刊香港《南北极》，收入《蒋经国传》文艺书屋版，第262页。

[9]同[8]。

[10]吴国祯著《上蒋总统书》，一九五四年六月。

[11]同[10]。

[12]‘The K. C. Wu Story、明ay the Governor of Formosa $ro·ke with Chiang Kai-Shek”The Reporter, Mar, 1954 1'.18.

[13]同[5]。

[14]何凤山著《何凤山博士回忆录》，《国际周报》，美国洛棚矶，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五日，第16页。[15]同[5]。

[16]史无前著《吴国桢一声霹雳》，香港《新闻天地》，一九五四年三月。

[17]《吴国祯、蒋经国、蒋介石》文，原刊香港《南北极》，后收入丁依的《蒋经国传》。

[18]台北《中央日报》，一九五四年三月五日。

[19]朱启葆著《吴国桢事件发展中的评议》，台北《自由中国》，一九五四年三月十六日。该文可能为朱养民博士所写，朱现退休美国首都华盛顿。

[20]同[19]。

[21]同[17]。

[22]刘亚平著《吴国桢国外扯淡，唯为了老父幼子》，香港《新闻天地》，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23]同[17]。

[24] Allen Whiting, "A Man of Mystry" Saturday Evening PostMar. 12,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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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一江·大陈

某一时期的政治口号，恰好反应出当时的政治情势。在美军未协防台湾之前，“保卫大台湾”的声浪，铺天盖地；华府的政策一变，马上改为“反攻大陆，收复失上”，几乎是声震环宇。蒋先生一年三次的文告（新年、青年节、双十节），永远重申“今年是反攻决定年，明年是反攻胜利年”的滥调。和后来“文革”期间中共所谓的“一片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有异曲同工之妙。

“反攻”，从现实的观点看，是一个神话，正如殷海光教授所说“现在，共党占据中国大陆，手握世界第三强大的武装力量。台湾及其外岛需要美国第七舰队的保护和支援。这证明它自卫尚成问题，怎么能够‘反攻大陆’？”[1]吴国祯的回忆，肯定蒋“自始至终，没有这个打算。”[2]但“政治神话”、“诺言公债”，“人身神话”，既有利于国民党集团的统治，它们自乐于充分利用。不允许任何人发出疑问，日子久了，谎话变成真言。

“反攻”的口号喊得如此动人，更使人采信，必须有具体行动的配合，哪怕是行动再微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