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经国’‘不愧为蒋氏之子”，认为治国，始于齐家。齐家的标准，“汝在家，对亲需要孝顺”，而以曾文正公对于子弟的训诫，作为模范。甚至在政治上，也要师法曾国藩，作为“中国的政治家”。

只有和经国有过相同遭遇的读书人，才能体会到，

这种了无生气，晦涩刻板的旧式教育，对一个年仅十几岁的孩子，是何等不合理，对孩子止常心智的健康发展．是怎样的摧残！

保守的旧传统，在卫道者的眼里，是中国文化的伟大遗产，从某些角度看，它的永久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相对地，这个思想的根源，是封建的、是落伍的，甚至是反动的．和我们的时代是脱节的。所以，进步的知识分子，在一九一九年，爆发了以科学民主为先锋的新文化运动，即人们熟知的“五四运动”。蒋先生中了旧思想的毒，一生迷信四维八德的大道理是改造中国的万灵符，甚至被赶出了大陆，在台湾偏安，还在大喊文化复兴，强迫高中学生读《沦语》、《孟子》，还规定每年要祭孔。孔子的后代，可以坐在家里打着麻将领高俸，孔孟学会的招牌，也挂出来了。为曾国藩涂脂抹粉，装扮成伟大的圣贤豪杰。这种扒死人灰的意识形态，强加诸于他儿子的身上，进而加诸受他统治的子民身上，真做到了公私一体，贯彻始终。

所以，我们加以总结，在蒋先生的阴影下，经国旱年的教育，除了在四书五经堆里打滚外，并没有接受到当时欧风西渐现代教育的陶冶，塾馆生活，其实是些不堪回首的残梦。

一九二一年，溪口的蒋家发生了两件大事。

前一年的一月二十七．王太夫人扶病莅沪，和儿子聚到三月返乡，第二年六月，老太太沉疴不起，溘然长逝，这年仅五十八岁，蒋闻讯自广州赶回，已气息奄奄。[4]

母子情深，蒋先生的悲痛和孝思，悉在意料之中。由蒋自撰的挽联“祸及贤慈，当日梗顽悔已晚，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真情及乎词，一幅生动的写照。

经国顿失这位慈爱的祖母，而且来得这么突然，他的感受，缺文字记载，无从考据。曾为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伤痕和挫失，殆无疑义。

蒋先生和毛福梅的感情，一直不好，做孩子的，当能体会得到。感情再坏，王太夫人在世一天，基于老太太的威严，怕伤老人家的心，表面上，至少要维持一个夫妻的形式。

骤然间，这样一位中流砥柱的老太太去世了，结构上立即发生变化。

“余葬母既毕，为人子者一生大事已尽，此后乃可一心致力革命，更无其它之挂系，余今与尔等生母之离异，余以后之成败生死，家庭自不致因我再有波累。余十八岁立志革命以来，本已早置生死荣辱于度外，惟每念老母在堂，总不便以余不肖之罪戾，牵连家中之老少。故每于临难决死之前，必托友好代致留毋遗禀，以冀余死后，聊解亲心于万一。今后可无此念，而望尔兄弟二人，亲亲和爱，承志继先，以报尔母，在生抚育之深恩，亦即望以代余慰藉慈亲在天之灵也。余此去何日与尔等重叙人伦实不可知，余所望于子女者，如此而已。特此条示，经纬两儿，谨志毋忘，并留为永久纪念，父泐。”[5]

这个训词的真实性颇成问题，恐系出诸蒋的授意，由毛思诚事后补进去的，好掩饰以后他和宋美龄结合的合法性。某种程度上，反映着蒋的心态。现在又堂堂正正，假“革命”的大帽子，遗弃发妻毛福梅和如夫人姚怡诚。

果然，第二年和陈洁如在上海结秦晋之好，[6]他再去和汪兆铭、胡汉民，为自己“人人言弟为好色”去辩护，即无人置信了。

经国年纪轻，先有失去祖母的创痛，次有家庭破碎的震惊，那原是十的沉重的感受。可是在父亲面前，他能反抗吗？反抗又于事何补？

经国和母亲的情感，至深且厚，在他历年发表的文字中，虽少提到生母，怕刺激蒋夫人，伤到父亲的心，仅在江西时代出版的《我在苏联的生活》的自序中，吐露了他的心声：“回忆三十年来，始而寄迹海上，继而留学国外，长离膝下，十有余年。”他写着：“且因邮电不通，音讯久疏，母不知儿生死，因抑郁以成疾：儿亦未能亲侍汤药，以娱慈母之心。”毛夫人是一九三九年冬，为日机炸死，为了思念无已，出了这本书“用以纪念吾母，并志无涯之哀悼。”留苏期间，发表公开信，清算他父亲那一幕，用字遣词，比蒋的任何一位政敌，骂得还要无情和泼辣，但对母亲，始终亲情似海，未有半句不敬的话，与其说是至孝，毋宁说是出乎内心的同情和怜悯，是一种条件下的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