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孙立人的去职，既不能以“失察”为理由，真正的理由，是说他在“军中作小组织活动”，但《祖国》

作者提出一个疑问“何以黄埔同学可以联系，孙立人所训练的学生不可以联系？何以别的将领可以进行军官联谊组织，孙立人则不可以进行？”

（3）有联系活动，并不表示准备进行“兵谏”，报告书仅根据几个下级军官的供证，引人入罪，是无法服人的。

（4）关于郭廷亮案件部的，无确凿证据，仅郭本人的供词，该刊认为有下列疑点：

“①既无证人，又无证物，是怎样破获他的间谍活动的？

②既无证人证物，郭廷亮怎么会供认是共谋，自寻死路？

③假如郭廷亮是共谍，一定在台湾还有同伙，给他下命令或接受他的命令；对中共方面，也应有通讯联络方式；何以他长期孤零零地无联系地进行工作？

④郭廷亮的证供，是否可能‘苦打成招’，经过别人歪曲？

⑤调查报告书，字里行间，‘用了很多假定的语气’，这种调查．和‘法治的精神’背道而驰。”[30]

不明就里的读者，可能会反问：“为什么台湾的报纸，对孙案的公正性，未置一词？”了然舆论工具控制在官方手里的特性，那就没有什么好惊奇的了。

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监察院，煞有其事，成立以曹德宣、陶百川为首的五人小组，进行调查，可惜该项报告，始终未获面世，列为监院密件“加锁加封”，甚至，事隔多年，当事人陶百川，要求借阅，均遭挡驾，[31]个中蹊跷，应是本案的关键之一。

陶百川坦言，其“结果与其它机关提出的报告，颇有出入。”这“颇有出入”四个字虽含蓄，却具画龙点睛之妙。五人委员，天良出现，给这位民国时的的赵构，写一长函，为孙将军和郭廷亮等“剖明事实”，郭乃由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郭廷亮判定“匪谍”罪，而幸免一死，台湾无此先例。假释后，获准离台赴港，又是例外之例。自然，不是五人小组“剖明事实”的功劳，仅能说，经国有好生之德。郭不幸为夹缝中人物，不死已属大幸矣！

用常情判断，孙有一肚子委屈，现实环境使他无法展布，愤世嫉俗，以至铤而走险，那是可能的。然而，孙军人出身，难道他一点机警都没有，对台湾的严密特务监视，茫无所知，敢轻举妄动，引火烧身？所以，比较合理的假定，孙和部下的联系有之，那是基于长官部下，心心相惜的朋友师道之情，不一定就是同谋不轨。

观全案，郭廷亮成为孙案主角，孙受郭的牵连，于是成为“兵运”的来源。即使报告书说的全是事实，中共要吸收郭为地下工作人员，也不能儿戏到仅凭一面之缘，即下达任务！

以“匪嫌”入人于罪的，如后来的柏杨、李荆荪等，不一而足，早是台湾上下铲除异己分子的故伎。其妙处在于，无人可代为伸冤，无人敢于闻问，训练有素的特务人员，有“认真作假”的本领，使用各种技巧，会让你自己挖井，自己往下跳。郭廷亮的自白和郭衣洞（柏杨）的自白．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呢？

甚至，我们可以说，孙的辞职书，未必出于孙的自由意志，办案人员能强迫郭廷亮“供证不讳”，何尝不可以对孙如法炮制？

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冤案，如恒河沙数，历朝历的，消灭异己的手段，大同小异。

孙立人是政治的牺牲品，他自己既无申诉的机会，此案将永远无水落石出的可能，殆能断言。

至于外间猜测，孙有美国的支持，蔡斯因而事败调职，则纯粹是无稽之谈，或别有用心之徒的恶作剧。此际，艾森豪威尔当政，杜勒斯主管外交，大权在握，华府、台北的蜜月期间，美国没有理由，驱蒋拥孙。蔡斯于一九五一年五月奉派赴台，到一九五五年，刚好任期届满，必须它调，而他这年高寿六十，依法需告老退休，有无孙案，买掉还乡，势在必行。再看，台北欢送礼节之隆重，《中央日报》出社论话别，其隆情厚谊，是象不欢而散吗？

孙立人受贬，彭孟缉上窜，由中将衔升二级上将，以黄埔六期的小老弟，继病故的桂永清为参谋总长，充分显示着经国的势力，更见抬头，情治系统出来的人物，掌握台湾的军事大权。

孙案爆发前后，总政治部发动“效忠总统运动”，且借重青红帮歃血为盟的办法，把个人崇拜推到一新的高峰，可以解释为对孙案的回响和补救，统治上层的虚弱与恐慌暴露无遗。

注释：[1]协防条约在参院通过时，仅两票反对，但密歇根大学的Alexander Deconde教授在《国家》杂志上，撰文提出疑问，题为(t TheDntangling Mr. Chiang》，见解精辟，立论深远，作者列举一七七八年，美国和法国结盟的例子。英国击败后，美国独立，但条约无法立即废止，一旦英、法开战，美国有可能被拖入战争危机。约翰，亚当斯上台，要求解除。法国反对，美国坚持，最后，以放弃时值二十四万的赔偿要求，双方达成协议。这个不愉快的经验，持续一百六十九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面临苏联强大的桃战，始放弃此祖宗订下来的原则。一九七八年卡特任内，宣布中止，已历时二十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