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审判，于二十日上午九时，假美军教堂开庭，由法官菲尔德上校主持，循美国司法程序，先征询原被告对陪审员的意见后，庭讯开始。陪审员共为十二人，其中四人，请求回避，所以，实际出席陪审的仅八人（四名校官，四名军士）。首由检察官泰波特上尉简述案情，列举被告雷诺军士的罪行、证据及证人名单，凶器包括左轮一支和被告指称刘用以攻击的小树枝一根，除当庭呈验，并由陪审员一一过目。证人姚李妹—雷诺的女佣，应召出席作证，当日审至中午，小憩后，下午继续。

五月二十一日上午八时十的，法官偕全体陪审员赴阳明山雷诺住所，作现场勘察。下午邀联勤总部军医署长杨文达少将和卫材库库长孙传忠上校为雷诺作证，司法术语，称为“人格证明”（character testify，以被告一贯的为人、品性，提供陪审员作参考。两位中国军官经过宣誓，坦言和雷诺天天碰面，经验中证明雷诺并非坏人，证词对雷诺有利。

为什么找到杨、孙二位呢？雷诺担任医药补给职务，他们和雷诺常有业务来往。

二十二日，进入高潮，英语称cross examination,即对质之意，官司的成败、是非，在此一举。被告如能延聘到舌灿莲花的辩护律师（trial lawyer)，反复质询，黑白混淆，有罪可以无罪，重刑可以轻判。这样的例子，在美国多如牛毛，连行刺里根总统的凶手，都能以“神经失常”判决无罪。美国司法之儿戏，可想而知。然而，熟悉戒严法和大清律例的中国人，怎么能理解呢？答辩过程，就中国人的感受，雷诺怎么可能无罪呢？据在场记者的记录是这样的：

“第三日（五月二十二日）上午八时半开庭，这一节是此剧最高潮，雷诺被检查官盘诘得数度支吾其词，并且前后供词矛盾，因雷诺最初供称刘自然系以木棍又说烟杆，但此日又改称‘那根木棍看来似铁条’，检察官并询雷诺何以不先发枪警告，为何射其要害？凶手并当庭表演杀人时之不同姿势，检察官泰波特上尉并询凶手去年在住处是否殴打过一个邮差？凶手承认是事实，检察官再问‘那邮差是中国人吗？’凶手答：‘不，他不是中国人，是个台湾人！’此语一出，在场之中国人大感遗憾，旁座之美国人亦相顾愕然。

这一庭最精彩邵分是被告辩护律师斯蒂尔上尉着重询问被告学历、经历、从军经过、战绩，使凶手搬出若干奖状、奖章，并发表其辉煌战绩之报告，他是一位勇将，在韩战期间由釜山打到鸭绿江以南三十英里处，陪审员象听一段英勇的战争故事。检察官继问出凶杀案发生时的室外灯光的问题，于是凶手乃又从容置答，庭谕当晚九时赴阳明山勘查灯光。[9]

二十三日，上午九时开庭，十点十分，辩论终结，法官宣读案情综迷后，要求陪审员用良心投票，不受典论影响，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十一点正，法庭的门，予以封闭，全体陪审员进入密室从事栽决投票。

依据美国军法规定，经军事法庭宣判无罪后，检察官不得提请上诉。判决须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决定，因四人回避，三分之二，即六人以上，可投票定案。

十二点五十五分，陪审员经过一小时四十分的磋商决议，菲尔德上校，宣布开庭，获得结论，旋即宣称：‘本案被告雷诺被控任意杀人，经本法庭陪审团审讯调查结果，投票表决，宣判无罪。’

在法庭旁听的美军人员及眷属对判决立即报以热烈掌声，坐在第三排长椅上的刘妻奥特华，‘则泣不成声，几至晕厥。’

美国的法律程序，承袭大英帝国，假定被告无辜，而由检方搜集证据，使被告无所遁形，最后定谳。法官扮演的角色，仅在审讯过程中，负责两造律师讯问证人时，不逾越法律的轨道，好比一个会议讨论表决的主席，但非会议决策的最后主宰。陪审员作出仲裁，法官依法判罪，凭其主观好恶，在特定的刑期内，有所伸缩。因此，本案的关键，乃系于陪审员的选择，要问陪审员中有无少数民族在内？陪审员有无强烈的种族主义者？台湾当局在本案开庭前，应延聘在美国执业的律师(ABA会员）参与全部作业，那位雷诺就不可能如此轻易过关。

中国方面，不此之图，仅从外交途径、舆论攻势上下手。合理的解释，包括在美国念高中、大学的叶公超在内，对美国的法律知识，了解得极其有限，也可能出于疏忽的因素。

纯依中国人的心理处境、价值系统、原始情感、历史文化，‘杀人者死’，是一种千年不变的定论。至于‘自卫杀人’，闻所未闻。进而英美法律的作业方式、内容，和中国的“六法全书”、审案程序，有什么差异？诚如殷海光教授所说，没有人愿意作‘无色彩的思考’（colorless thinking)。[10]凭直觉的刺激，主观的反应。美军法庭说雷诺无罪，台湾的一千六百万中国人，就认为是‘一出戏’，‘审判过程有失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