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尔克竭尽全力也只是拼凑了七页半，还有七页半的空白在虎视眈眈地看着他。这时候斯特林堡的叙述灵活而柔软了，可怜的法尔克实在写不下去了，他“心如刀绞，难过异常”，思想变得阴暗，房子很不舒服，身体也很不舒服，他怀疑自己是不是饿了，不安地摸出全部的钱，总共三十五厄尔，不够吃一顿午饭。在法尔克饿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斯特林堡不失时机地描写了附近军营和隔壁邻居准备吃饭的情景，让法尔克的眼睛从窗户望出去，看到所有的烟囱都在冒着煮饭的烟，连船都响起了午饭的钟声；让法尔克的耳朵听到了邻居刀叉的响声和饭前的祈祷。然后斯特林堡给了法尔克精神的高尚，法尔克在饥饿的绝境里做出了令人赞叹的选择，他将全部的钱（三十五厄尔）给了信差，退回了出版界恶棍史密斯强加给他的写作。“法尔克松了一口气，躺在了沙发上”，所有的不舒服，包括饥饿，一下子都没有了。

斯特林堡的这一笔在二十多年前让我震撼，至今影响着我。我那时候对为了发表的写作彻底厌倦了，这样的写作必须去追随当时的文学时尚，就像法尔克写作乌尔丽卡·埃烈乌努拉的故事一样，我也经受了心理的煎熬，接着是生理的煎熬，一切都变得越来越不舒服，我觉得自己的一切都走进了死胡同。然后与法尔克相似的情景出现了，某一天早晨我起床后坐在桌前，继续写作那篇让我厌倦的小说时，我突然扔掉了手里的笔，我告诉自己从此以后再也不写这些鬼东西了，我要按照自己内心的需要写作了，哪怕不再发表也在所不惜。接下去我激动地走上了大街，小小的屋子已经盛不下我的激动了，我需要走在宽阔的世界里，那一刻我觉得自己重生了。

《红房间》第一章里有关法尔克去“公务员薪俸发放总署”寻找工作的描写，是我和几个朋友当时最喜欢的段落。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里，门卫就有九个，只有两个趴在桌上看报纸，另外七个各有不在的原因，其中有一个上厕所了，这个人上厕所需要一天的时间。总署里面的办公室大大小小多得让人目不暇接，都是空空荡荡，那些公职人员要到十二点的时候才会陆续来到。寻找工作的法尔克来到了署长办公室，他想进去看看，被门卫紧张地制止了，门卫让他别出声，法尔克以为署长在睡觉。其实署长根本不在里面，门卫告诉法尔克，署长不按铃，谁也不许进去。门卫在这里工作一年多了，从来没有听见署长按过铃。

我当时因为发表了几篇小说，终于告别了五年的牙医工作，去文化馆上班了。文化馆的职员整天在大街上游荡，所以我第一天上班时故意迟到了两个小时，没想到我竟然是第一个来上班的。然后我去一家国营工厂看望一位朋友，上班时间车间里的机器竟然全关着，所有的工人都坐在地上打牌。我对朋友说：“你的工作真是舒服。”朋友回答：“你的也一样，上班的时候跑到我这里来了。”当时我们几个读过《红房间》的朋友，都戏称自己是“公务员薪俸发放总署”的职员，瑞典的斯特林堡写下了类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中国的故事。

斯特林堡还写下了类似今天中国的故事。我第一次阅读《红房间》的时候，中国的出版市场还没有真正形成，也没有证券市场。出版界巨人史密斯无中生有地编造谎言捧红了古斯塔夫·舍霍尔姆，一个三流也算不上的作家，这个段落让我十分陌生，让我感到陌生的还有特利顿保险公司的骗局，当时我万分惊讶，心想世上还有这样的事。没想到二十年以后，这样的故事在中国也出现了。今天的中国，编造弥天大谎来推出一位新作家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而特利顿这样的骗子公司也已经举不胜举。

我第二次阅读《红房间》已经时隔二十多年，四天前拿到李之义先生翻译的《斯特林堡文集》。一般阅读外国小说都会遇到障碍，李先生的译文朴素精确，我阅读时一点障碍都没有。我重读了《红房间》，又读了四个短篇小说，还有《古斯塔夫·瓦萨》，斯特林堡这个剧本里的戏剧时间，紧凑得让我喘不过气来，而且激动人心。现在当我重温二十多年前的阅读，写下这篇短文的时候，觉得自己仿佛成为了斯特林堡《半张纸》中的那个房客，这个要搬家的年轻人在电话机旁发现了半张纸，上面有着不同的笔迹和不同的记载，年轻人拿在手里看着，在两分钟内经历了生命中两年的时间。

我花了两天时间重读了《红房间》，勾起了自己二十多年来有关阅读和生活的回忆，甜蜜又感伤。过去的生活已经一去不返，过去的阅读却是历久弥新。二十多年来我在阅读那些伟大作品的时候，总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作家那里，读到自己的感受，甚至是自己的生活。假如文学中真的存在某些神秘的力量，我想可能就是这些。

我想到了另外的一个话题，别林斯基在评价托尔斯泰时，说《安娜·卡列尼娜》里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托尔斯泰。别林斯基说出了什么是人的内心，那地方不是为了安放隐私，那是世界上最宽广的地方。内心的宽广让托尔斯泰写下了这么多不同的人和这么多不同的命运。与此相反，那些热衷于描述自己隐私的，其实不是在表达自己的内心，是在表达自己的内分泌。一个作家一生写下了众多的人物，这些人物可能都是他自己。当他离世而去后，“我们应该从他身上看到还在的人”。

伊恩·麦克尤恩后遗症

我第一次听到伊恩·麦克尤恩的名字是在十多年前，好像在德国，也可能在法国或者意大利，人们在谈论这位生机勃勃的英国作家时，表情和语气里洋溢着尊敬，仿佛是在谈论某位步履蹒跚的经典作家。那时候我三十多岁，麦克尤恩也就是四十多岁，还不到五十。我心想这家伙是谁呀，这个年纪就享受起了祖父级的荣耀。

然后开始在中国的媒体上零星地看到有关他的报道：“伊恩·麦克尤恩出版了新书”、“伊恩·麦克尤恩见到了他失散多年的兄弟”、“伊恩·麦克尤恩的《赎罪》改编成了电影”这几年中国的出版界兴致盎然地推出了伊恩·麦克尤恩的著名小说，《水泥花园》《阿姆斯特丹》《时间中的孩子》和《赎罪》，可是中国的文学界和读者们以奇怪的沉默迎接了这位文学巨人。我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也许麦克尤恩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让中国读者了解他。现在麦克尤恩的第一部书《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正式出版，我想他的小说在中国的命运可以趁机轮回了。从头开始，再来一次。

这是一部由八个短篇小说组成的书，在麦克尤恩二十七岁的时候首次出版。根据介绍，这部书在英国出版后引起巨大轰动。可以想象当初英国的读者是如何惊愕，时隔三十多年之后，我，一个遥远的中国读者，在阅读了这些故事之后仍然惊愕。麦克尤恩的这些短篇小说犹如锋利的刀片，阅读的过程就像是抚摸刀刃的过程，而且是用神经和情感去抚摸，然后发现自己的神经和情感上留下了永久的划痕。我曾经用一种医学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作家是否杰出，那就是在阅读了这个作家的作品之后，是否留下了阅读后遗症，回想起十多年前第一次听到麦克尤恩名字时的情景，我明白了当初坐在我身边的这些人都是“伊恩·麦克尤恩后遗症”患者。

我感到这八个独立的故事之间存在着一份关于叙述的内部协议，于是《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一书更像是一首完整的组曲，一首拥有八个乐章的组曲。就像麦克尤恩自己所说的：“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很多都是边缘人，孤独不合群的人，怪人，他们都和我有相似之处。我想，他们是对我在社会上的孤独感，和对社会的无知感，深刻的无知感的一种戏剧化表达。”然后麦克尤恩在《立体几何》凝聚了神奇和智慧，当然也凝聚了生活的烦躁，而且烦躁是那么地生机勃勃；让《家庭制造》粗俗不堪，让这个乱伦的故事拥有了触目惊心的天真；《夏日里的最后一天》可能是这本书中最为温暖的故事，可是故事结束以后，忧伤的情绪从此细水长流；《舞台上的柯克尔》的叙述夸张风趣，指桑骂槐。麦克尤恩让一群赤裸的男女在舞台上表演性交，还有一个人物是导演，导演要求小伙子们在表演前先自己手淫，导演说：“如果给我见到勃起，就滚蛋，这可是一场体面的演出。”《蝴蝶》里男孩的犯罪心理和情感过程冷静得令人心碎；《与橱中人对话》看似荒诞，其实讲述的是我们人人皆有的悲哀，如同故事结尾时所表达的一样，我们人人都会在心里突然升起回到一岁的愿望；《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是没有爱情的爱情，没有仪式的仪式，还有随波逐流的时光，麦克尤恩给这些无所事事的时光涂上夕阳的余辉，有些温暖，也有些失落；《化装》是在品尝畸形成长的人生，可是正常人生的感受在这里俯拾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