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六年三月三十日

《兄弟》上部和下部的叙述差距，我想是来自于两个时代的差距。去年八月上部出版时，应责任编辑请求，我为封底写了一个后记，我说上部是“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下部是“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我用了“天壤之别”这个成语来区分这两个时代，是希望上部和下部的叙述所表达出来的也能天壤之别，我不敢说自己已经做到了，不过上下两部确实不一样。我要说的是，天壤之别的两个时代在叙述中表现出来时，如果没有差距的话，应该是作者的失败。我非常同意严锋的话，他说：“我们今天最大的现实就是超现实。”

二○○六年四月十六日

《兄弟》下部正式出版快有一个月了，我没有想到它会引起这么多的争议。去年八月上部出版时已经出现的争议，现在也被下部带来的争议所稀释了。我原来以为读者对下部可能会有更多的认同，这毕竟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一个时代，结果我发现自己错了，很多读者反而对上部更容易认同。现在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兄弟》上部所处的时代，“文革”的时代已经结束和完成，对已经完成的时代，大家的认识容易趋向一致；而《兄弟》下部的时代，从八十年代一直到今天，是一个未完成的还在继续的时代，身处这样一个每天都在更新的时代里，地理位置和经济位置的不同，人生道路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以及诸如此类的更多的不同，都会导致极端不同的观点和感受。从社会形态来看，“文革”的时代其实是单纯的，而今天这个未完成的时代实在是纷繁复杂。

二○○六年四月十七日

为什么作家的想象力在现实面前常常苍白无力？我们所有的人说过的所有的话，都没有我们的历史和现实丰富。《兄弟》仅仅表达了我个人对这两个时代的某些正面的感受，还不是我全部的感受，我相信自己的感受是开放的和未完成的。即便我有能力写出了自己全部的感受，在这两个时代的丰富现实面前，就是九牛一毛的程度也不会达到。《兄弟》的出版，让我经受了写作生涯里最为猛烈的嘲讽，认真一想这是很正常的。很多年前，文学界的一些人常以自己的狭隘为荣，骄傲地宣称除了文学，不关心其他的。现在文学界这样的人仍然不少。去年《兄弟》上部出版时，一位女记者采访我时，我说到佘祥林的遭遇充分说明了我们生活在荒诞之中，可是这位女记者根本不知道差不多已经家喻户晓的佘祥林案件，我想她对化妆品的品牌和服装的品牌可能非常了解。过去的一个多月里，我几次说过，一个生活在今天的人，应该更多地关心别人的生活，尤其是关心素昧平生的人的生活，因为更多地关心别人的生活，才可以更多地了解自身的生活。同时我也几次说过，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生活在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里。我还说过艾略特的一行诗句：“鸟说，人类不能忍受太多的真实。”

二○○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这部小说最先是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写的，而且是一个无赖的讲述。后来发现第一人称，那个无赖的“我”无法表达出更多的叙述，其实在上部宋凡平死后的叙述段落里，已经没有“我”的空间了，到了下部也很难给“我”有立足之地，于是将叙述方式修改成了伪装的第三人称，可是由于语调已经形成，很难纠正过来，所以我用了“我们刘镇”，事实上我也不知道这个故事的讲述者究竟是谁。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是几个人，有时候是几百上千人，我能够知道的就是故事讲述的支点，这是从二○○五年开始讲述的故事，这样有利于流行语的大量使用。我的感受是，这个“我们刘镇”的讲述者玩世不恭，在下部的大部分篇幅里，这个“我们刘镇”都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几乎嘲讽了所有的人，只有在涉及宋钢的段落时，“我们刘镇”才有了怜悯之心。

二○○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虽然我写下了《兄弟》，可是我没有你这么悲观。纵观中国这一百年的历史，从社会形态来看，“文革”这个时代其实是这一百年里面最为单纯的，而今天这个时代是最为复杂的。“文革”是一个极端，今天又是另一个极端，一个极端压抑的时代在社会形态剧变之后，必然反弹出一个极端放荡的时代。我的预期是，今天这个时代的放荡和荒诞差不多应该见顶了，应该到了缓缓回落的时候了。我相信，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希望，接下去的十年或者二十年里，中国的社会形态会逐步地趋向于保守，趋向于温和，因为我们人人需要自救。

二○○六年五月十三日

这次的主题是“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了”。这是我的一位朋友万之说《兄弟》的话，万之是中国八十年代初期重要的小说家，后来因为专业研究西方戏剧，以及漂泊海外和旅居瑞典之后，写作小说的时间越来越少。我和他十年没见了，这次在斯德哥尔摩朝夕相处了四天，他随身背着的黑包里放着我送给他的《兄弟》上部和下部，他间隙地读完了，他从网上知道这部小说引起的争议，他读完后告诉我，这部小说引起争议一点都不奇怪。他说我写作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他有很多美妙的分析，我这里不再复述，也许有一天他自己会认真地说出来。他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不喜欢《兄弟》的下部，是因为我在下部里叙述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后的时代。这句话让我为之一震，在斯德哥尔摩机场和万之挥手告别后，我继续在欧洲旅行，可是我每一天都会想起他的这句话。

今天这个时代，从种种社会弊病来看，可以说是群魔乱舞。我反思自己在这个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后的时代里又是一个怎么样的角色？也许我也在乱舞，可能我只是一个区区小魔。很多人已经习惯在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后的生活，可是有多少人愿意承认这个事实？我经历了《兄弟》上部和下部所叙述的两个时代，我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写出这么多的弊病，因为我也有一份。

附录二《第七天》之后

作家如何叙述现实是没有方程式的，是近还是远完全取决于作家的不同和写作的不同，不同的作家写出来的现实不同，同一个作家在不同时期写下的现实也不一样，但是必须要有距离。在《第七天》里，用一个死者世界的角度来描写现实世界，这是我的叙述距离。《第七天》是我距离现实最近的一次写作，以后可能不会这么近了，因为我觉得不会再找到这样既近又远的方式。

一直以来，在《兄弟》之前，我就有一种欲望，将我们生活中看似荒诞其实真实的故事集中写出来，同时又要控制篇幅。用五十万字或者一百万字去写会容易很多，虽然会消耗时间和体力，但是不会对我形成挑战，只有用不长的篇幅表达出来才是挑战。我找到了七天的方式，让一位刚刚死去的人进入另一个世界，让现实世界像倒影一样密密麻麻地出现，身影十分清晰。我也借助了《创世记》的开篇方式，当然中国有头七的说法，但是我在写的时候脑子里全是《创世记》，一是因为《创世记》描述了一个世界的开始，这是我需要的，头七的说法没有这样宽广；二是因为《创世记》的方式比头七更有诗意。至于题目不是“七日”而是“第七天”有两个原因，首先作为书名，“第七天”比“七日”好；第二个原因是，我这次是反过来的，写到第七天“死无葬身之地”才是故事的开始，但这个开始又是传统意义上小说的结尾。为什么找到这样一个死亡的角度呢？可能写作时间越长，野心越大，风险也越大。

我一九九六年开始写《兄弟》，在当年来看，当时的中国和“文革”时变化大得已经难以想象，而二○一二年和一三年比○五年、○六年更加荒诞，难以想象的现实都在发生，最后大家都慢慢习惯了。○六年写完《兄弟》下部的时候，有人说小说是虚假的，现在没有一个人这样认为，这次我写的全是熟悉的事情，又有很多人说是瞎编的。我就是想在不大的篇幅里，寻找一些具有这个时代标志性的事情，把今天的中国放进去。所谓的社会事件，现实里荒诞的东西，我其实写得很少，因为进入某种叙述的时候，要按照叙述语境来。除了“我”和“我”父亲杨金彪、“我”和李青的描写以外，真正涉及到现实事件的笔墨，占的篇幅并不大。现实世界的东西对我来说是倒影，而不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