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我原来是驾驶飞机的。十五年前，美国的犯罪率上升。我的表弟在大街上挨了枪弹。他刚刚大学毕业，全人类都轮下来也该是最后一个轮到他去挨枪弹。我想，时候到了，是站出来保护无辜公民的时候了。我就放弃了我最热爱的行当，飞行。你看我的动机明确单纯，是不是？”

“是的。”你这张大脸五十来岁了仍看上去单纯无比。

“所以，你认为是什么给了你父亲一下子，把他推进了共产党？”

“他也有个表弟挨了枪弹。是日本人的枪弹。”没办法，我只能给你一个你能接受的逻辑。

“噢，我说呢。”他的理解能力一下子就大大增强。“我原先以为是洗脑的结果。一些漂亮的主义很容易给年轻人洗脑。你父亲参加共产党的时候，共产党在美国也正是时髦的时候。

“我父亲不爱赶时髦。”我父亲一生中赶的惟—一次时髦就是娶了我的母亲。那时候老革命们遗弃乡下老婆，娶城市女学生是个大时髦。

“你父亲是一九三七年参加共产党的，没错吧？”

“正确。”你果然迟钝。记性也差劲。

“那个时期，共产主义在美国、加拿大非常时髦！”

“噢。”在美国时髦就能证明它在中国也时髦吗？就能证明你逮着了我父亲赶时髦的把柄？

“时髦的主义都显得漂亮，而漂亮的思潮容易成为时髦！”

“噢。”你瞎激动什么？

“你看！”

“嗯？”看什么？

我们的交流没有完全畅通，这主要是他不好。他很想证实他知识面不窄，思辨性不差，因此就使我们的沟通出了毛病。毛病究竟出在哪里，他无望弄清。我呢，我脑筋比他好些，但我看到我们跑题已跑得太远，一时也扭转不回来，只好随它去。跑题对我没什么不利。

他却微微一笑，他没觉得跑题；他的微笑是认为我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终于中了他的暗算。我想他的智力真该大大加强。他笑着，得意扬扬地轻轻点头，认为一切都在很好的进展中。他和我这段东拉西扯给录在磁带上，让理查一听，准会骂起来：操！这俩人胡扯到哪儿去了?而他却认为自己又博学又机智，句句提问都得到最理想的收效。对话的错位让我伤脑筋地对他一笑。我怀疑特务福茨此刻也发出一模一样的伤脑筋的笑容。他很可能在四号审讯室附近的某处，监听我们正在进行的胡扯。

“你父亲当时十六岁。让我们来看看——对，十六岁。十六岁的一个孩子，常是漂亮的主义的牺牲品。比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维特式的漂亮的忧郁，让日本一大批青年自杀。一些漂亮而新颖的思潮，像弗洛伊德在二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三四十年代，萨特存在主义在六七十年代，哇！纽约大街上，咖啡馆，好莱坞的大小聚会上，年轻人醉倒在这些思潮里！芝加哥在六七十年代，有十来家咖啡馆叫‘无出路咖啡馆’。正像你们中国，三代人醉倒在你们的红色梦想里！”

“你去过中国吗？”你肯定没去过。

“啊，我几次想去！……”

“结果呢？”结果一打听飞机票价，算了。你们这些高尚的特务们据说薪水不怎么样，让你们舍生忘死的是你们高尚的动机。就像你刚才说的：无辜的表弟中弹倒下。全人类都轮下来也轮不上没招谁没惹谁的表弟，全人类无辜者的表弟。

“种种原因吧。不过我相信我肯定会去中国的。”

“我也相信。”

“没去过中国的人在美国占绝大多数。但他们非常为中国操心。我就非常担心中国的事，包括你们计划生育的全国大运动。了不得！我完全能够想象你父亲的热忱。”

“我父亲没有参加计划生育。”

“当然当然。”

当然什么？我父亲当然是天然的计划生育，荷尔蒙减退，尿频起来，我母亲停止了和他做爱。

“你父亲，作为一个十六岁的年轻知识分子，会怎样醉倒在一个漂亮的主义里。”

“等一等，我父亲不是知识分子。”

“怎么会？！”

“事实就这样。他在十六岁之前一个字也不识。”

他受了挫折，愣着，两眼一片空白。脑子里是更大的空白。

“不管怎么说，对十六岁一个少年来说，你要他挑，他一定挑马克思主义。你说呢？”

“可能吧。”十六岁的父亲不知道马克思是谁。不过我懒得跟你讲清楚。

“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同情共产主义。好莱坞的艺术家，不同情共产主义就是缺乏人性，缺乏人的根本良知、缺乏艺术独创性。中国的三十年代，你父亲至少是同情共产主义的。对吧？”

“嗯。”是共产主义同情我父亲。不过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我看一眼手表：还有三十分钟到五点。不知他是不是个按时上下班的人。

他看见我看表，脸上出现“别为我操心”的温和表情。

“没关系，我不急着下班。”他说。他倒慷慨。“我还是第一次和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交谈。我曾经学过两个月的中文。我的中文老师三十年前从台湾来。他对中国内地的认识比较书本化。”他也意识到自己的上下文有点乱，言归正传地说：“我肯定你父亲是个浪漫的人。他浪漫吗？”他见我犹豫地点点头，劲头又大起来：“也许中文里浪漫的定义和英文不完全一样——别去管它。关键是，你父亲在十六岁这样蒙昧的年纪，很难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区别开来。”

“那您是怎么区别的？”

“区别什么？”

“您刚才说，我父亲的问题，是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弄混了……”

“你看，我就知道他把它们弄混了。”他的得意在大脸蛋上发着红光。“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正如美国那些跟你父亲同代的知识分子，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混得一塌糊涂！……”

“等等，我不记得我是否对你说过，我父亲是知识分子……”

“你听我说，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在美国大多数是知识分子”

“不过我父亲不是……”

“能让我把句子结束吗？”

“对不起……”

“没关系。”他定了定神，说，“要不你先说？”

“您先请。”

“还是你请。”

“是您在审讯我呀。”

“不不不，别叫它审讯，就是一般性的了解情况。咱们彼此了解嘛。来来来，你先请。”

我又一次看看表。这人要是那种披星戴月的工作狂，我又得搭出去一小时工钱。

“我的父亲十六岁参加了八路军。不久国、共就合作了，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队伍统一整编，为了抗日救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不是以信仰划分敌、我。因此，我父亲参加共产党的队伍，不是因为他已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我的英文，您还凑合能听懂吧？”

“不凑合，不凑合。”

“后来我父亲学了文化。在全中国解放的时候，他已经有高中毕业文化水平。”

“高中毕业当部长，我料定你父亲一定是个很精彩的人！”

“谢谢您。”

“哪里。”

“那个时候新的政权很缺人才，我父亲又去夜校读大学课程。两年后他调任到另一个省份，大学只好搁下了。”

“很可惜。不过不管怎么样，你父亲都是个精彩的人。十六岁能做那样大的选择——我儿子十九岁了，连大学主修都选择不了！而且从你身上，我完全可以推断你有个多么精彩的父亲。”

“谢谢。”

精彩的是我母亲。一个乡绅小妾的女儿，挎一个小包袱，里面有十块大洋和两身旗袍，赤手空拳进了城，什么本事也不凭，只凭年轻，凭她牢牢记住自己是个女人，而女人最大的成功是攻占一个本事大的男人。我的母亲脑筋清楚，每一项选择都不和小儿小女的两情相悦弄混。她轻蔑那些被你亲我爱的事弄得不可开交的少女们；那些和她同龄的女子是永远不识好歹，不识时务的混虫。母亲在我十四岁情窦初开时这样教导我：什么叫头发长、见识短？她们那些混虫就是头发长、见识短；胸无大志，百无一用。她说：你将来要那样没抱负，我可白养了你。于是她手一撒把我放飞了，飞到这举目无亲的陌生国度，包袱里一样是几身衣裳十块光洋。在机场海关，我回头看身姿依旧的母亲，她眼里一道狠狠的光：丫头，看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