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出路咖啡馆(25)

我母亲并不多话,只是有问必答。

老司机问:是在南京读女子中学啊?

我母亲说:是的。

我晓得母亲受的全部教育就是四年私塾。她在最初闯荡世界的时候,不讲实话,我完全赞同。我母亲真是个聪明过人的少女,她表现出的大方,沉着,让人相信她慢说熟知南京,就连上海十里洋场都不在她话下。我认为她身上推一的可疑之处是那个乡气十足的印花包袱。然而老司机只觉得那小包袱有点塌这女孩的台。

老司机说:你是来走亲戚?

是的。

老司机从头一眼看见这女孩,心里就在骂她的父母:这样一个女孩,怎么就舍得放她到乡间村野来。碰不上土匪碰上人拐子,那不可惜她的知书达理、上好家教?她穿一件浅蓝布旗袍,黑布鞋,两根辫子绾成两个圈,城里女学生要不剪短发,一般都梳这种辫子。

老司机说:家住哪里呀?

我母亲说:鼓楼。

她就知道一个鼓楼,一个夫子庙。夫子庙给日本人烧了,她是晓得的。所以对于她南京也就只剩了鼓楼。

老司机说:家里老人都好吧?

都好。

我母亲心想,就因为老人们个个都好,都太硬朗,我才不要这个家了。四代人三十来口,挤在一个姓氏下,困于一座大屋中。一顿饭要从上午八点做到中午十二点,每个人才有希望吃饱。一个老虎灶的烟囱要不断冒烟,每个人才洗得上澡。我母亲的一个姐姐妹出去了,一个嫂嫂娶进来了。两个不比她年长多少的女子就变得隔了代一样老,接着就挺起了大肚皮,接着就当着一大家子敞开怀拽出长形的奶子,塞到小毛头嘴里。我母亲觉得她们眨眼间变形的长形奶子是她头一个不想要的。好好的奶子说变就变,变得那么丑,连她们大敞着怀也无妨了。我母亲在她的姐姐和嫂嫂又呆又直的目光里,看见她们的满足:那种对自己的未来完全熟知的满足。她们的未来就像通往井台的那条小路,一共两个弯,三个坎,四个台阶,她们闭着眼都走不错。这是令她们踏实的好事,令她们两眼瞪着二尺远的一处空白心里一个心思也没有;偶然有的个把心思,无非是一个成色好的玉镯,一块杭州绸料,一条南京来的云片糕。等她们把孩子从胸前换到背后,她们便再次大起肚皮来。

我母亲第二个不要的,就是她们的杭州绸缎小褂,她们的玉镯,以及她们的丈夫或她们的相好。她们的丈夫和相好在我母亲眼里都毫无区别:梳着分头,穿着长衫或短衫,聊天的时候总是每隔几分钟往地上啐一口唾沫。他们还是能让女人们有面子的男人,不必做下田的泥腿子,顶多押车到县城去卖卖茶叶或蚕茧或挂面。

按主次排下去,我母亲对应家大瓦屋中每样东西都摇头撇嘴,实在看不上。惟有一桩东西,是她在半年前打算离家出走才决定不要的。那是五百两黄金,是应家的头一任家长留下的。那位祖爷爷和我母亲隔着四代,据说没任何人知道他从事什么挣下了家业和那五百两黄金。村里的老人们有见过他到来的模样,他一身洋服很像是借别人的,完全不合身。还戴个不伦不类的礼帽。老人们说他来了不久就买下田亩,盖起房子。应家的人都听我母亲的祖父说,祖爷爷一训话就说他的五百两黄金将落到哪个儿孙手里,要看这些儿孙的出息,更要看他们的孝敬程度。直到祖爷爷咽气,儿孙们没有对他回过嘴的。但祖爷爷咽气是他独自咽的,一早起来儿孙们发现老头儿在自己床上谁也没惊动地走了许久了。他从来没告诉任何一个儿孙,五百两黄金存放在何处。因此,孝期一完,大家便悄悄地行动起来。翻箱倒柜,一寸一寸地敲墙;一块一块撬铺地青砖。三年后,大家意识到悄悄分头去寻找,是分散智力,不如让聪明搭起伙来。果然进展出现了:在祖爷爷床板的背面,钉着一个木匣,打开,里面有些洋钞票,还有几张照片。照片上的祖爷爷很年轻,和七八个年轻男人站在一起。那些年轻男人都穿着不合体的洋服,全戴不伦不类的礼帽。应家儿孙们把洋钞票拿到县城银行,鉴定下来说是美国钞票,数额小得不够他们一行人的盘缠。

那以后应家子孙没有往外搬的,女儿们嫁出门,也常常回来,看看五百两黄金是否有了线索。阴阳先生请了四个,按他们的招数抽干过渠和井,应家的大鱼塘也弄了几回底朝天,一两黄金也没找见。

我母亲是应家头一个想开的人。她在某一天突然看见三十多口人的一家子全是眼神呆滞,心不在焉,满脸的无所事事,她想,他们此生就剩了一件事的盼头了,就是等着五百两黄金被发现的那一天。我知道我母亲从来就看不起这家里的任何一位男女老少,而她从来没像那个瞬间一样感到恶心。

 第17节 

她想到曾经在镇上看见的两个姑娘,她俩是镇上医生的女儿。她们给父亲做帮手,戴雪白的口罩,头上顶个馄饨帽。她们进过县城的卫生学校,所有人都叫她俩“卫生小姐”。她们从来不穿绸缎,不穿绣花鞋。总是一身细布旗袍,冬天阴丹蓝、夏天浅蓝。她们从来不戴玉镯耳环,远远走过,人们闻到一股好闻的药水味。人们都说那是“卫生香”。我母亲看见卫生小姐的时候只有十岁。她开始拒绝艳色衣裳就是那年。在她十五岁半冬天的下午,她想,她得放弃那五百两黄金了。我当然清楚,我母亲这只井底之蛙在做这项人生选择时,只有两个参照,一个是等待发掘黄金的三十多个应姓子女半痴呆半瞌睡的面孔,一个是拒人以千里之外的两个卫生小姐。我母亲认为卫生小姐的魅力,大过黄金。

我母亲坐在铅桶底上,屁股硌得生疼。她却一动不动,两个胳膊肘紧紧压住膝上的印花包袱。包袱里的十块光洋,是以这个转折点到广阔无际的未来的惟一保障,是她十六年积攒的压岁钱。她一分钱也没有乱花过。我母亲可以为一个她自己也不认识的野心克己修性,做到极至。我也不知道什么世面也没见过的母亲,从哪里来的坚定信仰——她一定会有一番宏大的女性事业。我不能要求我母亲超越她的局限:凭她自身去成就自身。她能想到的最了不起的事业,就是通过一个男人来成就自身。我来点穿她吧:我母亲在开往南京的长途汽车上一心一意想的,就是去擒一个有大本事的男人。至少像应家祖爷爷那样的男人。她想她要好好擦亮眼睛,吃苦耐劳,忍辱负重,把那男人找到,抓在手心。

汽车到达南京的时候,天已黑了。所有旅客下车后,老司机说要把我母亲送到家门口。

我母亲说:谢谢老师傅,南京我熟得很,丢不掉的。

她轻盈地跳下车,在一盏盏路灯和阔叶梧桐之间,时明时暗,走出了老司机的视野。

我母亲走过街边一家小食铺,铺里一共六张方桌,张张都满,她正要退出去,靠近门的一桌客人叫住她。叫她的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女子。她笑嘻嘻地问我母亲:你们南京人都爱吃些什么?

我母亲看着她,满脸的莫名其妙。

她见这女子穿件黑白细格子旗袍,淡淡地化着妆。她身后的桌上,是两个和她差不多大的女子,还有个戴着眼镜的男子,口音都有点儿南腔北调。

穿黑白细格旗袍的女子问我母亲是不是在找座,我母亲点点头。她便拍拍那条长板凳,叫我母亲同他们一块儿坐,顺便告诉她们南京有哪些东西好吃,味道又不怪。

我母亲把从她父母、叔婶、姑姑姑父那儿听来的食品特产,一五一十告诉了他们。这当中她发现那个戴眼镜的男人瞅着她,觉得她很好玩似的。她看见男子面前摆了一本簿子,半寸厚,是手工用针线钉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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