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好了吗？”理查·福茨恢复了中文，一点儿也不无耻不油腔滑调了。

“什么？”

“你和安德烈·戴维斯真实的见面地点和时间。”

“我告诉过你了。”

“你们不是在北京认识的？”

“我说了，我只记得我和他认识，是在地铁站。能不能问一句：在哪里跟一个美国外交官相遇，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对我？不重要。”理查·福茨说，“不过对你非常重要。”

他脸上的笑容有了点儿恐吓的意味，一线白牙齿闪着寒光。他必须给这滑头的中国女人来点儿恐吓了。这女人二十九岁，学龄混乱，主修文学写作，穷得只能在旧货店买围脖、手套、皮靴，穷得只得去偷书来满足学校的书籍需求。他确信警告的信息已被我完整地收受下来，才说：“我要是你，我从现在起就加倍小心，尽量多说实话。”他的中文虽然没得可挑，但说法是纯粹美国的。美国原则是绝不劝你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而只告诉你，在你的位置上他会怎么做。“我会非常小心，尽量不说谎，因为（休止符）你现在讲的句句话（休止符）都至关重要。我要是你，我绝不会把重要的话讲错，而伤害到自己的未婚夫。”

我可不能当它好玩，他已经一再示警。事情已经很不好玩了。

“没错，我认识安德烈·戴维斯是在地铁站。”

我双手交握在胸前，声音单调。我想我不必偷看手表，最好大大方方地扬起手腕。眼睛的动作也要大些；不，要更大些，要他明白四十五分钟已经过去，审讯大致没有进展，我们可以客气一些，消磨掉剩下的十五分钟。果然，你看，理查·福茨叹了口气。

“好吧，”他说，“你在地铁站认识了安德烈·戴维斯？”

“是的。”我在郊外公路上见到安德烈时，黄昏正在逼近，黄昏十分妩媚，因而阿书的笑容比实际上要妩媚得多。在阿书看，我的姿态、笑容简直就是在向安德烈撒网。安德烈的车及时刹在阿书的车后。我看见它是辆七成新的福特，浅蓝色。车门打开，下来一个穿北欧人的超厚羊毛衫的男人，就是安德烈。是件深蓝和白色织成的图案，领子一直拉到耳朵。一个年轻的猎人形象，皮肤让雪原辐射成了深色。他问我们的车是不是熄了火，是不是需要他帮助。阿书请他帮着看看。年轻的猎人弓下腰，在打开的车前盖里拨弄几下。我注意他浓黑的眉毛不是在纠结而是在痉挛，把所有的思考和感觉都抓成一团。然后他抬起头告诉我们：这车太老了。

阿书大失所望，像美国人那样把眼珠翻上去迅速看一眼上天，然后说：这还用你来下诊断书？

他又说，这么老的车还能动，非常了不起。

不久，车在他手下慢吞吞发动起来。他说，你看，它没毛病，就是个老东西，该死了。

阿书说：这样好不好？我们跟你换车，你来开这辆老东西。

他不置可否，听觉和视觉都留在烂糟糟的车内脏上，以食指和拇指伸进裤兜，小心地抽出一块手绢。是一块折成正方、在飞快加深色彩的傍晚空间中显得极其洁白的手绢。

我对安德烈的最初好感，就发生在那个刹那。

他拿洁白的手绢擦了擦手上的黑色油污，又把它折好，放回去。

怎么样？阿书说，你来开这老东西？阿书和美国男人，交往起来，总带点儿欺负的态度。

那你们呢？安德烈问。

阿书说，我可以开你的车啊。她让人上当的意思十分明确无误，十分公然，毫无圈套感，因此人们恰恰忽略了：这是一个圈套。她看我一眼，用中文对我说：学着点，看我怎么让人伺候。阿书来美国五年了，对待我自然像对待晚辈。她鼻子冻得又红又亮，用大拇指一戳，说：这小子，他要不看见我们俩是女的，才不会停车。

他掏出车钥匙递给阿书。我突然看见他特别浓密，向上卷曲的睫毛。我头一次如此近地去看另一种族的睫毛。他向阿书交待浅蓝福特的种种怪癖，比如每次启动它都会向后滑动两英尺。他的睫毛有力地张着，使他有了一副极其聚精会神的面容。

就在这个时刻，我向他发出了一个笑容。我一点儿准备也没有，这笑容是走火出来的。一个刚刚踏上异国国土的二十九岁女人，她束缚不了这个暧昧的、微妙的笑容。二十九岁的女人什么也没有；她赤贫，无助，只有这个笑容为她四面八方地抵挡。只要有一线希望，这笑容就会走火地发射出去。

我马上看见我笑容的成效：他先是一怔，之后便跟上了我。他投给我幽深的一瞥，那是他接受我笑容的收据。我感到我心里出现一股感动；他在对阿书说话，知觉却在我这里。

他说：这样吧，你们俩全坐到我车上，我把你们载到前面的加油站去。

阿书说：去加油站干什么？

那里暖和啊，他说，你们等在那里，让他们来拖这老东西。

不行！阿书大嚷起来：拖一次要七十五块钱！

他清白无辜地耸了耸肩——这样黑心赚中国穷学生的钱，他也认为非常糟糕，但这不是他的错。我发现他的眼睛转向我，意思是把我拉成他的一伙，给强硬地索取援助的阿书碰些钉子。我对他又来一个微笑。我被事情的进展吓一跳：我和他暗中已成了一伙。

他说：那你想怎么办？要你是我，肯把自己的车给陌生人开吗？

阿书说：反正要我花七十五块是绝对没门的！

你听着，他说，你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坐到我车里去，二是不坐到我车里去。他眼睛和我眼睛的往来，已相当密切。

阿书头一次碰到如此不肯上她当的人。她摔摔打打地打开她那老车的门，取出她的皮包和我的帆布包，又让我把后备厢里一双旧高跟鞋，一把破伞，一把刮雪的刮子，一件带旧货店霉味的短大衣，两听可乐搬进浅蓝福特。她怕人偷她的这些家当。搬迁结束，她突然又想不开了，怨愤地大声说：凭什么让我花七十五块钱？她戴皮手套的手在她的老车顶篷上拍一把，拍出一声钢精锅的声响。

因为你不付七十五块的话，就得付三百块让人把它当垃圾拖走。他说，他又朝我看一眼，又给了个第三者看不见的笑容。现在轮到他忙了：他在浅蓝福特里钻进钻出，把一大堆相片，二十来本书和四五十本杂志，一张毛毯和一架七十年代末式样的录音机—一清理出来，放进后备厢。他解释说他对两个女客人毫无准备，车内的清洁整齐程度是单身汉标准。

阿书安排三人的座次：她和他坐前排，我坐后排。车刚开动，她就伸手去调收音机频道，同时大声对我说：唉，听见没有，这家伙是个单身！

我笑笑。突然发现他在后视镜里看我，也在笑。

不过他肯定没什么钱！阿书又说，这车还没有道格拉斯的好！道格拉斯是她的前任男友，据说又穷又帅，又浪漫又不负责任。我觉得你不必跟他暗递秋波，他说不定是个邮差，最多是个中学代数老师。你看他的车嘛！

我见他又笑起来，这次笑得更妙，仅是眼睫毛的一张一弛。他有一副生动的五官。他们都有着生动的五官，因为每一笔画都那么浓重。因而那笑容一点儿也漏不掉，全被我接住了。

阿书问他，你是不是教书的？

他说他讨厌教书。他说他在少年时代就常听伙伴们说：实在什么都干不了，大不了就去教书。他反问：你们俩是留学生？

对，职业学生。阿书说，业余保姆，看护，业余厨子，业余情妇。阿书说得自己也大笑起来。她随便起来比美国人还随便。瘦小的阿书在贫嘴时就变得粗大狂放，笑出敲锣般的洪亮笑声。唉，你不是教书的，那你是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