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下了解了你的高尚，尊敬你的烈士行为……”

我猛烈凶恶起来了：“你是谁？我倒要问问，你从哪儿得到的权利？越过我去跟他接触？”我的英语突然贼溜，愤怒给了我口才，“你去告诉他什么？我俩仅仅通过一支注射针管做爱？你通过电视监视器欣赏我的裸体？你付了一大笔钱让我做菲比的‘非母亲’？”我在每句话里都加了个“操”。

“你听我说完……”

“你告诉他菲比以后不会打搅他？或者，告诉他菲比是活不长的，是吧？”

他两眼一黑，最后的这句话被我猜中了。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他在牙买加海滨浴场养出的健康一下丧失了。他变得非常虚弱，“我只说，菲比是个偶然，她能活到今天是个奇迹。就这些。”

“就这些？”一个冷笑如伤口一样在我脸上绽开，“这些还不够——在这个非婚姻里，我们这对非男非女进行了非性交，养出了一个非生命，组成了这个非家庭。就跟我们的非生活一样：喝非咖啡，加非糖非奶，往面包上抹非奶油，所以一切都可以不算数。菲比也可以转眼间不算数。非生命转眼间可以被取消，这些还不够？”

泪水在我眼里聚起，又迅速被蒸发。

菲比嘴里含一大口意大利面，忘了吞咽。她瞪大眼，什么也看不见，但她很清楚亚当和我在激烈冲突。她突然哇的一声哭了，满口食物的烂泥翻动几番，终于落在斑马皮地毯上。

我搁下碗，奔进厨房，拿了块纸巾，清理了呕吐物。然后我把菲比一下搂进怀里，以脸去贴她满脸滚热的泪。她已哭出汗来。我的喃喃低语又来了，一个个含混不清的字热乎乎地喷吐在她的耳畔。这些无意义的字句是有触感有温度的，菲比以皮肤以神经接住了它们。她安静下来了，攥着我的食指。她总爱攥着我的食指，有时她想弄痛我似的攥得极紧，牙关紧咬，身体也跟着微微哆嗦。

亚当始终看着我们。他不想让我看出他的长吁短叹。

晚餐时我们像真的一家三口，围坐一桌。还有伴奏，昆西·琼斯不断地在歌里心碎。

亚当谈起他的大型庭院设计中了标。他语气家常，我也表示了适当的兴趣。做到这一步，两人都是十分努力十分当心的。

“这个设计如果被很好地实现，该会留下来。”

“日本式庭院，现在挺时尚的，是吧？”

“我不在世了，它还会存在下去。”

“亚当，你一生设计了多少个庭院？”

“这样规模的？”他认真想了一下，“这是第一次。”

菲比的盘子一再往桌子边上跑，我一再把它追回来。亚当替她把三文鱼切成小块。亚当要菲比尽量在餐桌上独立。10％的独立也是好的。剩下的90％就是我和他的手忙脚乱。

“亚当。”我说。我不知要不要把它讲下去。

“嗯？”

“没事。”

“我听着。”

我重整旗鼓：“亚当，如果我问你很隐私的事，你会怎样？”

“问问看。”

“……你这次不是一个人去牙买加的吧？”

“当然不是。”

“他会跟你长期做伴吗？”

“我没想过这一点。”他手上的刀叉慢下来，然后又快起来。他看一眼菲比，欲语又止。我大致明白：有菲比存在，他的一切都是走一步说一步。

“你刚才说到你这次设计，说到它会留下来。”

他看着我，刀叉完全僵在那里。

“你讲到‘留下来’。”我强调。

他懂得我的强调。他懂我在强调什么：没被挑明的，无法说穿的。进化论派的心理学认为人的行为无非有两个基本动机：活下去，留下来。吃为了自身活下去，性为了自身的延续留下来。而亚当的第二个动机并不同于一般人，他这类人的恋爱和色欲与传宗接代的动机并没有关系。就是说，他们的爱与性不是功利的，没有那个繁衍自身的基本目的。

“是的，从七八年前，我母亲去世后，我开始感到恐惧。什么是我留下的再作为我留下去？没错，人做什么，都是在实现永生。生儿育女是永生的一个形式，这个形式没我们的份儿……”

“你策划制造菲比。”

“别打断我。不管有意识无意识，人都在为实现永生而吃喝，而交配。”他还没完全想透，或想透了又无法说透。他叉起菲比落在盘子外的鱼肉，送进菲比嘴里。他一手托住菲比的脸颊，提醒她食物来了。菲比便张大嘴，一只永远待哺的幼鸟。

我拿起餐巾替菲比擦嘴。我们两人的配合已像样起来。这套动作并没有使我和亚当的交谈受到耽搁。

“因此，你们这样的人中间，艺术家就很多。”我知道我的立论推理站不大住。不过我怕什么？没了功利性，我和亚当问谁都不会得罪谁。“很多大艺术家是你这样的人。最近才知道伯恩斯坦也是同性恋。他用音乐实现了永生，这永生大概比他繁衍的那些后代更可靠。”

亚当想了想，微微一笑。被迫认同的、傲慢却宽容的一笑，使他英俊得要我命了。

“可能的。”他过了好一阵才说，“我们对待艺术要专注得多。近乎绝望的专注。可能这就是我们潜意识里，也同你们一样，需要繁衍，要达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延续。你看，米开朗基罗实现了永生，他把他自己输进一代人又一代人，于是代代人都成了他的后代。浩大永恒的繁衍。”

我冷笑一下。

他明白我笑什么——菲比辜负了他繁衍的愿望，基本报废。因而他以绝望的专注投入了那个大型日本庭院设计，它以另一种形式，使他不至于断子绝孙。

当晚我开始收拾行李。不知是不是亚当的谈话使律师开了窍，他打来电话，说他不会放过我，婚礼暂时不会取消，再给我们双方一点时间，再相互试一试。他是极守信用的人，邀请两百多人来参加婚礼，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让人扑空。我想，好吧，为了信用就为了信用吧。

但我还留了一手，把行李箱留在了亚当家，放在我卧室的床上。万一势头不妙，我马上撤回来。所谓不妙，就是律师对我的态度一旦出现壮烈的感觉，那种居高临下的收容和救济的壮烈感，我拔腿便离开他。生活中人太难找到机会表现崇高，因此人有时是乐得做一次烈士的。但等他明白过来，他会拿那份崇高来压制你，永久占你上风。他的这次牺牲他会同你慢慢清算。

我和律师的关系复原了。我们一同吃晚餐，一同散步、看电视，做爱的间距为两天一次。我尽量给他满意的服务。他依旧客气地要求我：“能请你再变个姿势吗……请把腿再抬高些。好的，谢谢。”客气是客气，把我弄痛的事比过去频繁了。不过别去想别的，只去想他添了些激情，更放得开了。他照例在事后睡去，不紧不慢地打着呼噜。我想，正常的生活多么好，有个男人在身边打呼多么好。存心挑，我也难挑出什么不好来。我时时拿M的话勉励自己：能够凑合，是一种成熟。我要积极地凑合，婚姻，做爱，当主妇，再去把剩余的博士学分凑合拿下来。有了凑合，什么都可以一桩一桩拿下来；再拿下一份工作，拿下一个大致体面的家庭和社会地位。

这样，我一点困意也没了。我轻轻爬起来，下了床，尽量不打乱这鼾声单调、均匀的节奏。我把做爱前扔了一地的衣服一一拾起，抱在怀里，一点响动也没有地走出卧室。我在主卧室和次卧室之间的走廊上，穿好衣服。我不知道在半夜三更把自己穿得整整齐齐是干什么。我开了前门，又用钥匙把门锁好，让律师安全地打呼噜。

我只知道我想散散步。我来到亚当楼下时发现自己非主观地想来这里。有七天没见菲比了。我从另一只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门。夜里的客厅更像个展览馆，每件展品下的照明设备各异。亚当书房的灯还亮着，他还在电脑上设计日本庭院。一股淡香飘在空气中，是大麻。我不知我到这里来干什么，据亚当说最后这位罗马尼亚老太太不错，对菲比说得过去。据说亚当事先把监视器摄下的所有磁带都放给她看了，假如这老太太心存百分之一的不老实，看了录像带也百分之百老实了。据说她争取让监视器录下她对菲比如何地死心塌地。亚当告诉我，现在看菲比的了，只要她能嗅惯老太太的罗马尼亚气味。眼下菲比还不行，老太太一接近她就开始尖叫和拳打脚踢。这些是亚当前一天在电话里告诉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