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屋原封未动。我不开灯也知道它原封未动。那个手提箱原封未动地搁在床上。我在床沿上坐下来，犹豫至极。我怕菲比影响我“凑合”的积极性。我怕看她熟睡的小样儿：像正常孩子那样闭着眼，垂下两排长睫毛，嘴唇仍依稀保存吮乳的形状。也像一切孩子那样，做或恐怖或快乐的梦，为那些梦而突然出来一些奇怪的动作、表情，就像在胎膜中的那些不可解释的手舞足蹈……菲比熟睡时是个正常的孩子。我却怕意识到这一点。我怕自己意识到那个黑暗的希望：菲比若永远睡去，她便是一个什么也不残缺的孩子。

因而我不知该不该去看熟睡的她。我花费了很长一段时间来犹豫。

在我决定悄悄回律师那儿去的时候，亚当出现在门口。楼下的灯光使我们的两个影子不那么黑暗。

“我以为是菲比。我正要去睡，听见这里有声音。”

“我这就走。睡不着，想过来取这个箱子。”我不知怎么感到这两个对面立着的黑影给了我一点感动。就是我们的影子也沟通得不错了。

“能不能不把箱子拿走呢？”

“我和律师还行，基本安顿下来了。”

他的影子欲语又止。

“怎么了？”

“我开车送你吧。提着箱子走夜路，不太安全。”他说。

“怎么了？”我继续追问。

“没什么。菲比半夜常常会自己跑到这里，摸摸你这个箱子。”下面的话他不必说了：菲比只要摸到这只箱子，她就相信我没走，走也没走远，走远了也还会回来。

亚当的影子看我的影子慢慢走回去，打开箱子，从里面取出一件短大衣，那件惹出后来连锁后果的红色短大衣，它已不再红得那样绝望，已妥协或放弃了。我接着又取出两件毛衣和一套睡衣。亚当的影子再次出现，手里一只轻软的手提包。他两手替我张着包口，让我把东西放进去。他果断地拉上拉链。

走到楼下，亚当问我要不要喝点什么，坐一会儿。

我马上答应。见他领我向酒吧走去，我说：“还有大麻吗？”

他怔了一怔，我很认真地看着他。不久，我和他在便餐室不声不响抽着同一支大麻烟卷。我没告诉他，这是我生平第一次。

抽的时候，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也知道我在想什么。“你是需要菲比的，你知道吗？”

“很可能。”

“不要对自己太生硬。”

“亚当，我才三十六岁。”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能够这样对话。我们时常继续的其实是一场尚未开始的交谈。

亚当坚持要开车送我。我说一共一个街口，东西又不重。他坚持说不安全，坚持说他这样放我走是我存心破坏他的绅士做派。我只能顺从了。停下车，他替我把包提到门口，看我用钥匙打开门，走进去。然后我们相视一笑。

我回到卧室，躺回床上，律师鼾声的节奏丝毫没变。对于他，和亚当共度的这个凌晨从来没有存在过。我今后要好好待他，因为对他来说，我这里暗中发生过的、正在发生的，或将要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事，从来就没发生过，或将不发生。

律师决定延长我们婚前的交往。他说这样能把一切事更好地计划。他一封一封的信发出去，取消婚礼邀请，为自己失了一次信用而致歉，同时请大家等待他下一次邀请。一些提前到达的贺礼，他和我一同去邮局退还。

圣诞过了，新年也过了。复活节步步逼近，律师吃了晚餐后出去买鸡蛋回来染。他过万圣节刻南瓜，过复活节染鸡蛋，我对这些挺傻的事渐渐也少了些嘲意。

我计划给亚当打个电话。从那次和他凌晨一别，已快半年没见他和菲比了。所以我向律师告假：不陪他一块儿去买鸡蛋了。电话却是清洁工索拉接的。

“亚当刚送菲比去医院！”她口气紧急，“菲比从前天夜里开始发烧！”

我急忙要下医院地址，要来计程车。五分钟后我坐在计程车内后悔，没给律师留个字条。又一想，去它的。

菲比全身武装，各种仪器、管子缠绕着她，围在她床边。亚当看见我进来，微微点了点头。亚当脸上没有太多焦虑，只有来自失眠的迟钝。

医生护士散开之后，亚当告诉我，这是半年来菲比第三次这样如临大敌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说都是为了我好。我说谁给他权利“为我好”，他说趁现在还来得及，抓紧时间培养和律师的感情，然后，趁早生个孩子，生个正常的孩子。

“谢谢你！”我说。我咬牙切齿，两拳紧握，却只是说了个“谢谢你”！

“不要这样。”亚当说，“我们应该习惯了，菲比的六年生命，让我们准备了六年。就是为了今天，为这个时刻准备的。我以为你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大致就绪，像我一样。”

我仍是咬牙切齿，却没有一句回敬他的话。还有什么可回敬他的？我也不知道。亚当更加瘦削，轮廓锋利起来。我们坐在菲比身边，两人的眼光都定在心脏监视器的荧光屏上。亚当问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写的小说是否完成了。我说，完成了。亚当又问他给我寄的一份小说新手竞赛的启示我是否收到。我谢了他，告诉他我不想花一百元竞赛费而邀请人们来否定我；我实在没剩多少让别人去否定了，我剩的这点只够自己慢慢否定：英文语法毛病、用词不当、结构愚笨。大概最后剩下的，就只是个赤裸裸的故事。

“它叫什么名字？”

我看亚当一眼，目光马上又回到荧光屏上。他的兴趣是真的。我说：“名字不重要。”他倒是懂行的，换个人问我“这小说是写什么的”就讨厌了。

“名字为什么不重要？名字很重要。”

亚当不愧交了不少文学爱好者的朋友，他不问内容，就问名字，名字所泄露的，就足够他去猜测。

“名字暂时叫‘何必’。”

他看着荧光屏，点点头。

不知他猜出了多少。

“你不写诗了？”

“你看我还能写诗吗？”

他沉默了，他同意我放弃诗。

早晨六点十五分，菲比的神志大致恢复了。我和亚当站在床两侧。菲比睁大没有视觉的美丽眼睛，支着没有听觉的耳朵，鼻翼翕动，像只小猫咪。她嗅出了亚当和我。我伸出右手，她准确地攥住了食指。却攥得相当软绵绵，一点儿力量也没了。半年中的三场大病，死里逃生的菲比真的像天使一样惨白。

我就那样一直让她的小手攥在我的食指上。她领我去她记忆中的所有地方：滑梯、沙地、客厅、餐室、卧房——那遍布着披头散发、赤身裸体的时装娃娃的卧房。她看不见那些尸横遍野的赤裸裸的娃娃，她只把它们做仅有的玩伴儿。菲比整整一天都温存地攥着我的食指，领我到她可怜的记忆中那点可怜的属于她的领地，那里没有声响，没有颜色，没有形状。

第二无凌晨，菲比攥着我的手抽搐起来。荧光屏上的光波极乱，氧气管在她的抽搐中扭动不已。我看一眼亚当，他正静止在一个奔跑的动作上：他的本能已开始了狂奔——奔出去找医生来急救——但他的理性却制止了他的本能。他奇怪地僵在那里，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我毫无表示，并不对他叫喊：“你还等什么？快去喊医生！”

我只一心一意感受菲比攥在她小小手心里的食指。她一定以为我在跟着她去，跟她去随便什么地方。

我也以同样奇怪的目光看着亚当。他收回了这个一触即发的狂奔。仍是两个合谋者，我们默默在尚未被唇舌印制出的协定上达成了共识。他在我这里看见了“同意”，我也同样看到了他的“同意”。

荧光屏上的线条不再急乱，氧气管也停止了痛苦的扭曲。我和亚当完成了我们的合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