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之后我参加了遗体告別仪式，大人们围着棺材哭得肝肠寸断。果然没有任何人提起死者的遗言，大家都体贴而体面地忘记了他最后一次、很可能也是仅此一次的自我剖白，连带着否决了一个突兀出现的新形象。我想他们哭别的对象一定是死者的刪改版。

从那天开始，我对自我表达这件事产生了偏见。我认为它分文不值。

待到年纪稍长，我得知了自己的取向，也终于听懂了那句遗言。结果是有一段时间里，我一直重复着同一个梦境。

梦中的自己拼命想开口说话，却被不知名的人牢牢捂着嘴，当作囚犯一般押着过完了一辈子。直到垂垂老矣，突然决定在死前壮烈一回，冲出囚室声嘶力竭地冲外呼喊，才发现方圆百里早已空无一人，只有茫茫无际的巨大落叶。原来我是一只错过了夏天的蝉。

亲爱的辰川，在与你相遇十几年前，我曾经考虑过发出嘶鸣，但紧接着便经历了一场接一场的离別与死亡。到最后，似乎是梦境提早成熟，身边的亲人只剩下尚未懂事的弟弟，我失去了所有聆听对象。I came out, only to find that no one was out there．对我而言，出柜变成了一场左右互搏自娱自乐的独角戏。

我的大学里有许多与你面试对象相似的年轻人。我曾有过一个室友，本人直得可以升旗，却将脸涂成彩虹色，带着喇叭与礼花筒去参加了校园游行。他出门时脸上带着英雄的悲壮，回来时脸上带着重叠的唇印。

我那时对任何集体式的狂欢避而远之，而且心怀恶意。我认为投入情绪浪潮里的人就不再是人，他们的自我被压缩为一声聒噪的蝉鸣。通过集体行为赋予自身更崇高的涵义，用化身混沌的方式对抗混沌，本身就是失智的表现。

站在今天看，我当然是错误的。因为我可以想象大洋彼岸年少的你，亲爱的辰川，你挥舞着小彩旗，因为行走在阳光下而笑容灿烂。

无论如何，那一年我过载的恶意不仅指向世界，也指向自己。在侥幸遇上当时的伴侣之后，我彻底封闭了自我表达。我们谈论电影与夜宵，谈论哲学与艺术，谈王尔德说的“社会仅以精神概念存在，在真实世界里有的只是个体”——但我们却绝口不谈自己。

“我”一文不名，是剧毒的爪牙，是腐烂的血肉，一旦施放便会招致厄运。我甚至设想过就此度过一生，我死之后他朗读悼词，悼念一个删改版的陌生人。但那有什么关系呢?“我”是万恶之源。

我们用畸形的缄默维持着关系。在那样的缄默之中，他为我画过几幅肖像，每一张都是不见五官的空白面孔．

仅有一次，在已经分手之后，我示他以丑恶的真面目，间接导致了他的死亡。

与那位遗言被抹杀的亲戚不同，他死前得以留下一句话，在我世界里回响不绝，震耳欲聋。这句话的大意是：你这样的人，没有资格与人相爱。

亲爱的辰川，在与你相遇两年前，我就是处于这样的状态：半截躯体被拖入死亡的寂静地界，余下半截被毒液蚕食，沉沦在判决的余音里浑浑噩噩。如果这样表达，不知你是否会意识到自己有多了不起。

有一回我们聊到机场，你说你每回下飞机，无论是走进PVG还是JFK，心里总觉得闯入了别人的地盘，自己是个外来客。作为生存之道，你打磨出了随时随地融入环境的柔和人格——你称之为主观能动性平庸。你笑着声称：“我深刻地拥抱自己的平庸。”

你一点也不平庸，你值得世上最温柔的对待。在我眼中，你的欢喜、惶惑、愤怒、痛苦，都因其诚实而高尚。

与你共处许多年后，我渐渐察觉了一件事，那就是自己当年从未真正地came 0ut。

亲爱的辰川，每个人的第一个出柜对象应该是自己。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爱什么，奉行什么，恐惧什么，信仰什么——先接纳自己，再接纳他人。从这种意义上，你从一开始就在柜门外，你坦荡无畏地行走在辽阔天地间。

在爱着这样的你时，我似乎也成为了略微值得被爱的人。

你说穿着彩虹T恤来面试的孩子，像一个找不准敌人的堂吉诃德。你的担忧显而易见。有精神洁癖的人，格外容易在浪潮里迷失，也可能像当年的我一样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远离他人的地狱而自我放逐。

但我想他迟早会明白的。每个年轻人最终都会明白，直面自己、忠于自己，这件事本身就自有其庄严与崇高。因为在这样活着的时候，他们便不再是浪潮，而是其下岿然沉默的礁石。

近来我偶尔会想起幼时的那个亲戚。我想象着他在黑暗中度过扭曲的一生，想象他临终之时心中的悔恨。我猜测他气息奄奄时道歉的对象，大约是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