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很多母亲都会害羞，会不好意思再提起那么遥远的东西。

当我这样问妈妈时，她笑了很久才说，年轻的时候，我的梦想是写一本书。

写书，当作家，是她的梦想。

读书和旅行，去看各种各样的风景，是她的爱好。

但除了早些年工作出差，她很少真正轻松地去旅行。

很小的时候，妈妈给我讲睡前故事，讲着讲着就迷迷糊糊讲成了孙悟空大战警察。

多年之后，那个听到这里立刻摇醒她追问下文的小孩，写了一本本的书，在自己笔下的故事里演绎不同的悲欢喜乐。

而最早给我讲故事的人，让我爱上讲故事的人，却从未实现她的梦想。

妈妈至今也没写过一个属于她的故事。

她做了一辈子和案头文件打交道的工作，和人打交道的工作，枯燥琐碎乏味忙碌——我打趣她说，全世界最不讨人喜欢的工作，就是办公室主任。

大概十之八九的公司里，办公室主任都是个不讨喜的角色，上承老板脸色，下承员工怨气。而她的人缘，却好到不可思议，这一点我十分佩服她。

这份工作她做得极其出色，尽管在我看来，这实在不是一份令人愉悦的工作。

她很少抱怨工作的繁重压力，唯一抱怨过的就是，办公行文的琐碎干枯，久而久之磨去了她对文字的感觉，让她写不出有感情、有热度的文字了。

失去好文笔，对她来说，是这样大的损失，是一辈子耿耿于怀的不甘。

她是真的爱着写作。

写作这件事，和恋爱一样，确实要情动于心，才能有所抒发。

生活使她干涸的不是文笔，其实是那一份内心的情怀。她没有意识到，情怀是土壤，不是水分。一杯水搁久了会蒸发消失，土壤存在于此，即使干裂了，一旦雨水浇下，春风吹过，有牛羊来到，会再苏醒，仍是芬芳鲜美的土壤。她将近六十岁的时候，依然内心柔软敏感，会和路遇的流浪小狗说话，问它是不是饿了，给它找食物；会观察鸟儿们打架，心疼打输了受伤的鸟儿，气呼呼地跟我说，原来鸟儿打架那么心狠，比野兽还狠；她知道花园里哪一树花快开了，哪一枝花谢了。那些年每当她和我聊天，絮絮说这些闲事，花儿鸟儿的，我往往心不在焉。那时候我二十岁出头，正在急于证明自己的年纪，整天匆匆忙忙，我很少有心静下来听她讲一支花开的时候。却始终记得有一次，我回家看见窗台上多了一小盆海棠，开得风情绰约。我以为是她找回来的。她却淡淡说，是你爸路过花市，看到这盆海棠好看，他喜欢，就买回来养了。我听得很惊奇，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起，爸爸这种只会看着电视里战争片热血沸腾的糙汉子，居然也有这份温柔心思了。

妈妈一直说爸爸不浪漫，没情调，但是他在她身边一辈子慢慢过下来，也会为一盆海棠心动驻足了。

何尝不是她的情怀，钻进了他心里去。

情怀还在，写作就是自然而然的事。

我鼓励她拿起笔，开始写。

她说她不知道从哪里写起，有什么可写。

于是那一年的年假，我带她去桂林阳朔，只有我们母女俩，把老爸扔在家里。

老爸也不吃醋，笑眯眯支持她出去玩，说下次换我就行了。

我让她带上本子，从路上的游记写起，最简单的写作起点。

她听话认真得像个小学生，真的在车上，在飞机上，就开始想着点点滴滴怎么描写记述。

此后住进酒店，每晚入睡前，她都抱着本子靠着枕头，拿支笔认认真真写她的游记。

写好给我看，让我给她修改，提意见。我改了一两句后，突然觉得这不对，这么一改，就带上了雕饰。

我是熟手，文字从我手中出来，排列组合都是熟手的架势。她的文字，也许不可能比我的精细圆熟，但一定比我的天然质朴，这多么可贵。

于是我坚决不再给她改作文，叫她鼓足自信，按自己的心意随便写。写完我只是看，不断给她表扬鼓励。事实上，她的文字真是温柔可爱。

小时候她教我写作文，也是这样，不肯给我改，要我每个字都发于内心。

在阳朔的日子里，我们像两个大女生，到处拍照，互拍自拍，自恋又搞怪。看看风景，吃吃喝喝，两个馋嘴猫整天都在寻觅美食，吃到了一碗好吃的米粉，玩回来再累也专门跑去再吃一碗。我们也吵架拌嘴，还冷战，你不理我，我不理你，气鼓鼓地在街上并肩走，走着走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和好了。西街上那些或靡靡或文艺的小咖啡馆，小酒吧，她也很习惯，自己拿一本书，整个午后消磨在咖啡香和露台下的流水声里。入夜我们一起在酒吧的迷离灯光下看红男绿女，听歌手弹唱。酒吧老板调了一杯鸡尾酒送给她，赞美她优雅。她端庄地道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