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时之后，我终于可以下床，走路的时候总感觉自己比之前更跛了一些，好像身体变重了。四处看看，发现家里那面全身镜的下半部分碎成了万花筒状；橱柜空了一半，十几个碟子不翼而飞；那只原本就瘸腿的椅子彻底少了一条腿。我转头看向布彻尔，布彻尔转头看向窗外。我什么也没有说。

正当气氛有点尴尬的时候，门外响起敲门声。布彻尔去开了门，我听见门外一阵压低了声音的交谈。

我问：“布彻尔，外面是谁啊？”下一秒就听见他嘭地摔上门的声音。走回房间的布彻尔脸色很阴沉，路过客厅的时候，被茶几边的那幅画绊了一下。

“我们把它扔了吧，苏伊。”他问。我不觉得他在征求我的意见，后来我没再见过这副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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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特拉下葬的日子很快就到了。我强迫布彻尔参与，自己却称病待在家里，不管说得再怎样冠冕堂皇，我的心里也满怀恐惧。那一天像做梦一样过去了，就像当年等在玛蒂尔达的产房外一样。布彻尔回来之后沉默了很久，但第二天就基本恢复正常。

我的眼睛在葬礼后的第三天彻底消肿，身上的伤不算太重，这让我很高兴，然后又开始喝酒。布彻尔总是试图管我，他在家的时候，我只能找个理由出去找点乐子。小镇里只有一家酒吧，我其实根本不喜欢那种八卦的场合，尤其有时候坐在角落会听见别人议论我的事。

这天，我在酒吧同时看到探长和西里安，他们俩坐得很远，在吧台的两端，看来关系的确很一般。探长瞥了我一眼后就移开视线，而我一看见他就感到疼痛。在这个熟人社区没有什么道理可讲，我知道我告不动他，不再被找麻烦已经要谢天谢地了。

犹豫了一下，我坐在西里安旁边，感觉是不是应该和他打个招呼。

“你的伤好得很快，”他说，说话的时候只看着杯子里浮动的冰块，“恭喜。”他笑着，但是看起来兴致缺缺，好像很厌倦。他又像是不认识我了。我睨着西里安的侧脸，发现这个人上下睫毛都很长。他漫不经心地转动着手里杯子，冰块浮动、碰撞，融化，这时我无端地想起他低头看我时的灰色眼睛，还有他吸烟时嘴里缓缓逸出的白雾，像冬天的话语一样很快消失在空气中。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很熟悉，为什么？

他有点像我的妻子，真的。就是那种漫不经心的样子。

我付清账，慢慢走出去，才推开门，就听见身后一阵脚步声；正要回头，一只手轻轻在我肩膀上搭了一下，是西里安。他跟了上来，低声说：“他说不定会找你麻烦，我跟你一起回去吧。”

我不确定拒绝他是不是个好主意。“我走路很慢。”我说。

西里安笑了一下，我发现他笑起来异常温柔。“我并不急着去做什么事。”他说。

和我一路回家的路上，难免要聊聊天，我因此对他讲起了我自己的事。我的妻子去了巴尔的摩；是的，我儿子正在读中学，他已经很高了，跟你差不多。

我走路很慢，但是西里安却比我还要慢很多，我转过头也不能一下子看见他的表情，他好像非常谨慎地有所保留。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有一道视线落在我的腿上，但也可能是我太敏感了。这一轻一重的脚步声总是使我感到羞耻，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所有人都会注意它。

终于到了家，出于礼貌，我问他要不要进屋喝杯咖啡，西里安笑着拒绝了。

“今天有点晚了，苏伊。我家有很好的咖啡豆，也许下次你可以来。”他说。

我不想接话，敷衍道：“哈哈，改天吧。”

“那就这么说定了，找个合适的时候，”他说，“至于欠我一个人情的事，不用太担心。我不是那种收贿的条子。”

他这么说，我反而更不安了。如果欠下的人情不能用金钱来还，那到底什么才是它的价格？

我站在门口，一直看着他走开，消失在远处的夜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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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西里安邀请了我一次，我拒绝了。

那天我收到了邮差送来的讣告，我的父亲死了，在这封信寄来之前已经下葬，葬礼的事宜是陪在他身边的老幺操办的。母亲走后，家里的新生诅咒彻底终结，也不再有孩子夭折。几个大孩子成人后都离开了家里，谁也没想到最小的那个竟然可以和父亲相处得来，也许是因为后来这个男人很快地老了。

信上说，讣告寄去大哥位于芝加哥的住址时无人收件，如果我有大哥的联系方式，希望我将讣告代为转达。大哥和父亲的关系最差，但我觉得他应该得知父亲的死讯，至少还有一点微薄的遗产需要继承，这是他应得的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