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倒也不甚稀奇——除数十位位博学鸿儒之外，寻常求学读经的士人，谁特么想背那些一个标题就能注释几万字的经传？

若仅仅是复杂冗长也便罢了。这经传注释往往还是博学大儒的家传秘学，必得拜入师门亲聆教诲，才能领悟所谓圣人的“微言大义”；拜师艰难尚在其次，但一入师门后终身被师徒之义辖制，便等于永远成了大儒们在朝堂上布的暗子，再难得自由。

换言之，传统的经术取士基本就是个批量制造垄断学阀的机制。眼下军功世侯势力鼎盛，以经术左右朝局的大儒们还不敢妄为，但学阀盘根错节，也足够寻常士人大吃苦头。而今好容易有了足以反击经术的武器，怎么能不拼死捍卫？

于是乎上下各怀心思，奏疏流传后不到一月之内，长安内外立时便乱成了一锅粥，仅仅太学一地，每日便有五经博士闲暇之余激情对线，手口并用，声震四邻，乃至于惊动过好几次京兆尹。至元朔元年的十二月，皇帝看热闹不嫌事大，索性命东方朔率文士加入战团，参照时下的思潮，应势制导，稍作修订，推出了数篇追随汲公奏疏的重磅文章。

正所谓行家出手，方知有无。预备已久的文士们根本不屑与大儒做口舌之争，一上来便正本清源：汲公的奏疏并非标新立异的妄想，而实在是绍述圣人的大作，每一字每一句都蕴含着圣人的微言大义。

奏疏之中，所谓“百姓日用即道”者，源自《周易》系辞：“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所谓“人人皆为圣贤者”源自《孟子》“人皆可为尧舜”。哪一句不是圣人的原话？那一句不是圣贤的妙论？

简而言之，汲公绝非妄论，而是代圣人立言，代老祖宗立言；反对汲公便是反对圣人。你们这些大儒再如何博学，还能有老祖宗聪明？！

要知道，历朝历代儒学之中，汉儒是公认的“义理粗疏”，虽然注释的经传成篇累牍，但与原著大抵毫不相干，充其量只能算疯批同人大手子的OOC大作；唐儒宋儒明儒等好歹还只敢在圣人著述中夹带私货，汉儒就基本是毫无原文、满篇私货，只偶尔在洗脑包中夹几个孔子周公溜一溜缝。以诸位大儒的作风，恐怕起孔子于地下，都未必能辨认出汉儒为自己著述的那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的《春秋》注解！

正因如此，东方朔等考据严格、逻辑清晰的文章一出，便立刻有了降维打击的功效。诸位大儒固然发洗脑包发得手软，但好歹还不敢将周公与孟子踢出儒家，面对这样赤裸裸的原文攻击，只能顾左右言他而已，气势未免大馁。

以常理而论，辩经若辩不过，随之就该上朝堂的手段。但大儒们左思右想，到底没有敢贸然动手。一者是汲黯这二千石的高官委实不太好惹；二者是京中流言四起，都说卫青将这奏疏带回军营，竟尔吸引了众多将领的注目，而今奏疏广为流布，如公孙贺、苏建等军侯厮杀汉，居然都是人手一册，念读不辍！

而今皇帝用兵四夷，朝中军侯的势力极为庞大，自己贸然上书，怕不是会被围殴得满头是包……

在如此危急存亡的关头，大儒们反复阅读这封令他们恨之入骨的奏疏，终于发现了华点：这篇文章立论恢弘，逻辑严密，但却是以痛批董仲舒为起笔；董仲舒不算显贵，但当初的策对却是皇帝御口亲褒，宣示天下的名作。而今汲黯公开驳斥，岂非是在啪啪痛击陛下的脸？

一念及此，大儒们精神振奋，立刻向未央宫投去了炽热的目光：

和这样的虫豸在一起，怎么能搞好朝政呢？出重拳吧，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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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果然出了重拳。

至十二月下旬，于宫中作壁上观的天子召见了同样闭门在家钻研帛书的中大夫。

召见即将被开宗立派的老臣，一则是表示抚慰荣宠，为新学提供强硬的支持，二则是与中大夫商议新学修订的方向——帛书的理论固然绝妙，但终究带着两千年后的风气，与时下思潮终究有些格格不入，需要再缝一些大汉特色的玩意儿进去。

这自然也无可厚非，但汲公一听皇帝的打算，仍不由大皱眉头——除常见的儒、墨以外，至尊竟然还想把方士给嫁接到新学上！

“陛下，这……”

中大夫的脸色并不好看：在新垣平李少君接连翻车以后，朝中忠直的大臣基本都对方士有了点创伤应激，虽然方术还远未走到巫蛊后天下闻之色变的地步，神秘论的风气在权贵乃至儒生中还颇为盛行，但终究——终究难登大雅之堂……

皇帝当然没有疯到这样轻重不分的地步。他微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