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莎姑娘的乳沟起了破坏性作用。这是后来阿炳说的。他并没打算那样做，他这样的男人是讲感情的，没有感情他不可能那样做。阿炳说得诚恳。阿炳诚恳地说了很多动情的话，也诚恳地对冬莎姑娘说谎（他消失的那段时间，说是奶奶去世回家戴孝，实际上是回乡下结婚去了）。冬莎姑娘相信阿炳所有的话，他那样做也是对的，证明她冬莎姑娘是让人情不自禁的女孩，是阳台上那个窈窕身姿，风情万种，如晨风中的花蕾般娇羞迷人的姑娘。

阿炳连续三天没送早餐，冬莎姑娘连续三次睡到太阳敷上她的右脸。每次睁开眼看见枕头边的阿炳，她就会惊叫一声，仿佛阿炳不是阿炳，而是钟表。连续叫了三次，第四次睁眼看到阿炳，她叫不出来了，按店里工作制度，连续迟到，她被炒鱿鱼了。冬莎姑娘打算掉几滴眼泪，但顽强地挺住了。她不知道有什么可哭的，生活中的大问题——摩托车噪音已经解决了，并且逮住了爱情，理当欢呼才是。所以冬莎姑娘从床上跳起来，高兴地喊道：太好啦，我被炒鱿鱼了！

出门后，冬莎姑娘故意去发廊，发廊的人问冬莎姑娘，今天怎么不上班？冬莎姑娘说被炒鱿鱼了，并伴之甜蜜的笑。冬莎姑娘喜欢看别人张大嘴巴吃惊的样子，她知道他们吃惊，是因为她笑着说出一件坏事。他们现在不懂，以后会懂的，以后告诉他们真相，他们就懂了。小区的熟人也问冬莎姑娘，不在店里上班了么。冬莎姑娘照例甜蜜一笑，表达心情的笑容越来越准确。

冬莎姑娘又去了一趟税务局。她必须去，回敬他们一个笑容。这次她很沉着，没在大门外蜘蛛织网。她上了办公楼，感觉楼道里的光线和上次全不一样，走廊上一个人也没有。楼梯拐角处挂着一条横幅：热烈欢迎上级领导考察指导工作。冬莎姑娘也没扫一眼，她想碰见人。每个办公室都敞开门，里面悄无声息。冬莎姑娘想到肥大女人上次的批评，便笑容可掬地叩门，办公室的人（无论是一个人还是多个），都刷地站起来，态度十分谦卑，冬莎姑娘感到有点突然，储备的笑容也不准确了——她想，看来他们已经知道了自己和阿炳的事情，终归是佩服她的。于是她努力显出那个准确的笑容，什么也不说，转身就走了。到另一间办公室，冬莎姑娘懒得叩门，因为里面的人正好抬头看见了她。那是个满脸严肃的男人，每一个毛孔里都有一股凛然正气。冬莎姑娘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把这个严肃的男人逗乐。她两只眼球一滚，忽然变成一对斗鸡眼，眼白部分空白惊人。他看见严肃男人更严肃了，又将舌头一伸，几乎舔到自己的耳根，严肃男人的严肃终于垮了，张大嘴，惊愕得连小舌头都在颤动。冬莎姑娘这才擦擦舌头留下的黏液，露出一个准确的笑容，说，我被炒鱿鱼了。严肃男人也笑了，说这是件好事情，我也被炒过鱿鱼。他请冬莎姑娘在沙发上坐下，用一次性杯子给她倒水，水桶咕噜咕噜冒泡，冬莎姑娘心情越发舒坦。她第一次遇到别人说“这是件好事情”，她觉得自己到税务局来，就是来找这样的肯定的。

严肃男人把水放到茶几上，回办公桌打了个电话，听起来像偷情。

“真是太好了。”冬莎姑娘甜蜜地望着严肃男人，巴望和他有更多的交流，大眼睛里流露出一只京巴狗那样的依赖。

“的确很好。小姑娘住哪里，不是广州人吧。”严肃男人说。他的身体陷到沙发里，衣服立刻出现皱褶。

冬莎姑娘不喜欢他这样的腔调，他谈的事情很无趣，她想围绕“这是件好事情”深入下去，直到他问她很私人的问题，她就可以说说阿炳了。所以冬莎姑娘不吭声，眼睛落在茶几上的《羊城晚报》，表示不满。她瞟了一眼严肃男人的脚，黑皮鞋油光闪闪，心想他该穿雨靴，像阿炳那样，不过，戴上头盔，他的下巴就嫌瘦了。

因为想起了阿炳，冬莎姑娘打算回去。这时，门口进来两个人，满脸好奇，分别在冬莎姑娘左右坐下。冬莎姑娘笑了，他们两人穿同样的衣服，笔挺、古板而又滑稽，就像一层壳把身体裹紧了。不过，她很满意他们虔诚的样子。

“这是件好事情。”她对他们说，间距很远的大眼睛露出一只京巴狗那样的信赖。但是，冬莎姑娘很快发现他们只是附和，并且在附和之后，问一些她感到无趣的事。他们的诚意是假的。

“你们不会懂，除非我告诉你们，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呢。”冬莎姑娘准确地微笑着站起身——实际上是两个穿制服的人从两侧把她提起来的——他们说送她回家。一下楼冬莎姑娘就被塞进车里，她发现车窗也装了防盗网，他们在前座很不严肃地谈笑，笑得车身抖得厉害。没多久车就停了，冬莎姑娘被放到一个露天篮球场，她看到球场上坐了许多人，没有人打球，也没法打球。然后有一个穿制服的走过来，穿着阿炳那样的靴子（但走起路来声响不同），问冬莎姑娘“带钱了吗”？冬莎姑娘说“钱在家里”。穿制服的指着楼梯边上的电话，说打电话叫亲戚或朋友来接她。冬莎姑娘说自己能回去。穿制服的瞟她一眼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