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吧，田甲到精神病院工作不久，十九号床那个时好时坏的病人缠上了她。这个人清醒时，对人很温和，还会追求护士，疯癫了见人就打。有一天，田甲当夜班，病房情况正常，她伏在桌上打瞌睡。突然，十九号病人冲进来，抱住了她。田甲挣脱，边跑边喊救命。喊也没用呀，一起值班的另一名护士吓得往外跑。田甲被逼到女厕所，就没路走了。当其他人赶来的时候，十九号病人已经把她强xx了。医院命令，所有人对这件事严格保密，违反纪律的一律开除。医院特别照顾田甲，安排了护士陪她，安慰她，还让她休了假，到北京长城、故宫等地玩了一圈。其实，田甲并不像他们担心的那样伤心，她拿着医院的差旅费玩得十分尽情。后来，只要谈起强xx，她就两眼放光。

现在，大鼻子和竹笋的眼睛也放光了，目光聚焦到我的身上，好像听到了世界上最奇特的事情。哥们儿，有点好玩了不是？别怀疑，绝对不是瞎编，田甲那种女人，在精神病院呆久了，已经搞不清楚什么叫正常了，拿根针管见人就想扎，扎上瘾了。被强xx，她挺兴奋的呢，神气活现了，她这只闷罐，终于发出了硬币乱撞的声音，快活着呢。

我给田甲的事添油加醋，期待大鼻子和竹笋提些问题，我再搬点情色的东西满足他们。不过，他们没有就此发表意见，收回目光，又埋头低声交谈起来。这让我感到没有意思。他们将我关起来的目的，难道就是要我这样毫无目的地一直说下去？他们太不了解我了，我就是从十六岁一直说到六十岁，也不可能透露一点有关案子的信息。真的没意思，我想耷下脑袋睡一会儿，竹笋用笔头敲击桌子，“接着讲，想起什么讲什么”。

我勉强提起精神，×你妈妈，真想一觉睡到共产主义社会。我接着讲，田甲的事，我知道的并不多，要命的是，我说的话越来越真实（除了警惕案子），我发现这是一条发泄渠道，我干嘛不全部说出来？田甲那个女人，她在医院那座神秘的城堡里和病人一起生活，睡在狭小的办公室里，很难说她不和病人乱搞。以前，我以为医生干的是屠夫的活，把人拆散、组装、拼接、剔除腐烂的部分、修补损坏的器官。田甲进医院当护士后，我甚至还问过她，她呢，只是轻蔑地翻了我一眼。我总在她的白大褂上找血迹。田甲的手指白得像死人的。吃饭的时候，我会偷看她的指甲缝，看有没有什么肉沫或血污。我后来才知道，田甲的病人的肉体都健康得很，也不是那种哪里发烂，哪里肿胀，只是脑子有病，那种精神上的病，一发作，就像被看不见的手摆弄的傀儡那样。

田甲从家里一搬走，我们那个家便彻底空了。空了的家，像被砍了一刀的伤口，我很少去管它，我知道它自己会长疤。那谁谁谁说，天底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只是我老爹老妈散得早了一点。散得早不是他们的错，文化大革命时，散了多少呀！自己沉到湖里的，扯根绳子吊死的，劳动累死的，病死的……剩下的在田甲的医院里，趁清醒时和护士调情，跟散了没什么区别。去年，或者是前年、大前年的冬天，我第一次到田甲住的地方。去她那里干什么，我不记得了，是老妈的生日或者祭日吧——要不，我找她干什么？老爹老妈死时，我都没有依赖她。夜夜发恶梦，学也不去上了，跑到桃花江边当童工时，也没见田甲去找我，求我回学校念书。她自己快活，嫁人啦。她还恨我，她凭什么恨我，我不就是老爹的儿子嘛。学校本来就没什么意思，头天离开它第二天就忘了，和人们说的不良少年一起，抽烟、骂娘、江湖侠义，自由得很。

说一件我刚混社会时的事情。我遇到一个不要脸的老板娘，吃人不吐骨头，我讨厌她肥头大耳的样子。她榨取工人的血汗钱，用很下流的眼光看工人。我特别想有一天放她的血，抽她的脂肪，风干她水汪汪的心思和那身粉皮嫩肉。

那年冬天特别的冷，脚趾头都起了冻疮。老板娘将压箱的棉袄、毛衣拿出来，发给我们这群童工保暖，把我感动得惭愧了，正打算替老板娘干好活时，保暖服被按每件每月二十元的价格收取租金，直接从工资里扣除了。真是哑巴吃了黄连。我突然想起老爹老妈，差点哭了鼻子。我这只洞庭湖的麻雀，天生不怕风浪，知道哭没有用，受了委屈就得跳起来，我一跳便跳上了老板娘的办公台。我告诉老板娘，如果她收扣租金，我就揭发她是日本人的野种——老板娘是被日本人强xx后留下的种，我清楚得很。老板娘不知道我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她不敢辩驳，又怕我交上当地流氓混混捣了场子，老老实实退回租金，还破例让食堂加了一餐肉。后来老板娘常与我套瓷，有一回问起我老爹，我说他死了。她不死心似的，又问我的老妈，我答她死了。老板娘的脸上漂浮油花似的同情，只消一张纸巾，便吸收得一干二净。接下来，她对我的感情，还是像我的伙食一样，清汤寡水。这没什么，我早就知道，她是个伪善的资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