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七时整，台湾卫戍部正式宣布戒严，一批批武装部队开到协防司令部门前和新闻处门前，这时不知什么人说警局逮捕了人，于是有人冲进警局。最初警局用好话劝阻包围的人们，请他们让开些，并请派代表进来看看有没有人被逮捕。但包围者坚决不肯退却，不久有人在警局车房放火烧车，同时一群学生冲进了二楼，于是枪声响了，演成一幕混战场面，结果是有十个骚动分子受伤，一个死亡，警察方面，也有五六人受伤。”[23]

事情演变到围攻台北警察局的阶段，警局内门窗、办公桌椅，遭到无情捣毁，瓦斯、枪、催泪弹同时并用，警察民众，互有伤亡，一这给当局发出强有力的讯号：（1）仇外情绪转嫁到警察身上，暴动的性质，发生变化。（2）除非立即获得控制，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将因而动摇。有关方面乃紧急下令各广播电台，停止一切对刘自然同情的文稿的播送与报导，改以严肃的语气，呼吁群众，保持冷静。

蒋先生得到事态严重的报告，大为震怒，下令撤除卫戍司令黄珍吾、宪兵司令刘炜，以及警务处长乐干的职务。同时调动武装部队，进驻台北市区，执行戒严宵禁，以期镇压群众，维持秩序。深夜十一点，情势始受控制。

出事当天，蓝钦大使在香港度假，闻讯于五点四十的赶回台北，即驱车到博爱路的外交部，访问叶公超部长，面提严重抗议，并由叶陪同，巡视已满目疮痍的劫后使馆。

当局的一时孟浪，致死一人，[24]伤三十八人。美国使馆和台北市警局被毁的财物，官方虽未公布统计数字，当在美金五万之间。第二天，俞鸿钧内阁总辞，为他代罪的除黄（珍吾）、刘（炜）、乐（干）等人，《联合报》的记者林振霆，迄今犹囚绿岛。

五月二十六日，蒋先生接见蓝钦，表示陪礼道歉，事情于是告一段落。但华府的善后，就够董显光大使辛苦的了。

华府官方的反应，先是“惊愕”，包括拿人手软的游说团要角诺兰、勃里奇、周以德等在内，接着有裁减顾问团人数之议。

民间的反应，那就没有官员们理性了。《记者》（The Reporter)杂志的一篇社论，写得文情并茂，足资反映当时的美国民情。部分摘录如下：

“蒋说‘五二四’事件是群众自然的反应。蒋经国说：‘少数人情绪冲动，对刘自然案判决不满而已。’易言之，那是种莫名因素中的无以言状的情绪，使得暴民们有系统地，将一个友邦使馆的家具、汽车、密码机和公文柜捣毁，而这个国家，正是台湾唯一的支持者，且不提污辱我们国旗那回事了。

就这个方式的情绪爆发，‘五二四’事件，实乃精心策划。一连好几天，国民政府控制的报纸，即围着军法审判的事，大事煽动。暴民领袖带着工具去开启使馆的保密箱，明显地计算到，有充裕的时间，完成任务。

如一位有经验的观察家所说：‘没有人幕后指示，中国人不会疯狂地为一个死者大张旗鼓，中国的人命太不值钱了，这是中国人的性格。’那么是谁，或者哪个政治团体发动这样的进攻呢？目下是个谜，但很明白的，那是个有力人士。赫斯特报系和约翰·欧·唐诺（Jonh Q' Donnel）是主张台湾为远东堡垒的死硬派，已经宣布，那是共党地下工作人员的杰出表演，如果，红色间谋如此横行，我们远东的堡垒还安全吗？

据其它方面的消息，这个策划人是国民党内的极端派（extreme persuasion我们要问，当暴民们侵占美国使馆之际，蒋和他的继承人在干什么？除了负责台湾的特务工作，经国还掌握着青年救国团，何况他自己在苏、联受了十二年的训练。

在台湾，美国还有什么可依靠呢？父子靠不住，我们拿钱装备的陆海空军，不愿意站到我们这一边，更免谈拿我们七亿七千万经政援助的民众了，他们仅看着星条旗平白被扯下。”[25]《国家》杂志批评得更露骨。社论说：

“我们并不奇怪，台湾先说‘五二四’是共党煽动的结果，且很快会找到证据，很快又改变语气，说是自然的、不幸的骤然愤怒( flare-up）。

很明显，这是有组织的，如果不是蒋（介石），我们决难想象，这种海盗式的行为，会危害到他自己的战利品，那末再无别的因素了，除非蒋的助手们希望台湾解放，通过不流血政变，让蒋乘美国军舰逃到夏威夷去和他的好友雷德福等会合。

华盛顿应该知道我们自一九四九年以来所遵循的外交政策，已经破产了。果真总统先生如传说中那么愤怒，美国外交政策，还不从中国游说团手里解放出来吗？”[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