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

我记忆里有关非洲的两个叙述携手而来。

第一个叙述从遥远的童年里走了出来。当时我正在经历着“文革”的岁月，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如雷贯耳，我们人人都有这样的口头禅：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兄弟姐妹。一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接踵而来，他们和毛泽东握手的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这些总统大多拥有上校或者少校的军衔，记得有一位总统的军衔是准将，我们这些孩子立刻奔走相告：“这次终于来了一个将军。”当时让我深感自豪的是我们中国无私地援助了非洲，为此我们的报纸、广播和新闻纪录片周而复始地报道这些光辉事迹：我们援建了坦赞铁路，我们的医疗队在非洲治病救人，我们的农业技术人员在非洲种植大片稻米

第二个叙述来自巴黎。二○○八年春天我在为《兄弟》法文版做宣传时，遇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位多哥裔女记者，四十多岁，性格开朗，不断张嘴大笑。采访结束后，她告诉我，她小时候有很多中国人到多哥帮助种植稻米，这些远离家乡的中国男人大规模种植稻米的时候，也大规模和多哥女人做爱，留下了大规模的混血儿。这位女记者的一个表弟就是一个中国农业技术人员留下的孩子。说到最后，这位多哥裔的女记者放声大笑，她说多哥曾经流行过一句谚语：“中国人留下的孩子比留下的稻米还多。”

这两个关于非洲的叙述殊途同归，共同讲述了中非友谊。

酒故事

这个酒故事发生在奥斯陆，是我前往斯塔万格的前一个晚上。我在挪威的出版社编辑阿斯比旺是个幽默的家伙，我们的翻译总是在他说完话后咯咯笑上一会儿，再把他的话翻译过来，然后是我笑了。他声称请我去吃地道的挪威饭喝地道的挪威酒，走在路上时我开始想象那是怎样的一家餐馆，应该是古旧的房子和古旧的色调，说不定中间还陈列着一艘维京海盗船。结果阿斯比旺把我们带进了一家专卖腌制鱼肉的商店，里面挂满不同种类的肉肠和不同种类的火腿，冷藏柜里是不同种类的鱼干。我以为里面是餐馆，往里走去，只有一间很小的办公室，有电脑和文件柜，一张桌子上已经摆放了一盘盘肉片和鱼片，还有几瓶酒，我心想这就是餐馆了。

这是一家父子两人的商店，我们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坐下。就餐前，儿子说先让我们看看挪威地图，父亲提着一条火腿进来，火腿就是挪威地图。父亲用一把小刀指着火腿上不同的部位介绍起了挪威的城市：奥斯陆、卑尔根、斯塔万格介绍了火腿上的城市后，父亲继续指点着火腿，介绍桌子上的肉片分别来自哪个部位。然后父亲手中的小刀指向了火腿外面，那是大海了，告诉我们桌子上的鱼片分别来自哪个海。

父亲放下火腿后，儿子指导我们，要将火腿肉片在手里搓热了再吃。我开玩笑地问是否可以在胳肢窝里搓热，他微笑地说可以。我说会有狐臭味，他开玩笑地回答，那样更好吃。

这位儿子告诉我，吃这些腌制的肉片和鱼片时胃里会觉得很冷，所以要喝土豆酿制的挪威烧酒，说这些烧酒酿制完成后灌进木桶，再装上船漂洋南下去赤道那里转一圈回来。于是在北欧寒冷的冬天里喝上这些从赤道回来的烧酒时，胃里会有非洲的炎热。

我用手搓热了肉片，放进嘴里咀嚼起来，同时喝下小杯的挪威烧酒，温顺刺激的液体从食道流下去的时候确实有一些炎热的感觉。我小心翼翼地吃着肉片和鱼片，小心翼翼地喝着烧酒，等待胃里出现非洲的炎热。

阿斯比旺大把抓着肉片鱼片吃，大口喝着从赤道回来的烧酒，大声讲述起他二十岁时曾经吃素的故事。那时候他住在巴黎，有一个漂亮的法国女朋友，他吃素一年多，也不喝酒，然后性欲脆弱不堪了，他焦虑不安，他的女朋友也焦虑不安，陪着他去看了三个医生，前两个医生查不出病症所在，第三个医生问起他的食谱时，才知道是什么原因，告诉他多吃肉多喝酒就行了。他不再吃素，大口吃肉，大杯喝酒，性欲立刻强壮无比了。

我听着阿斯比旺的性欲如何跌宕起伏的故事，一小杯接着一小杯喝着烧酒，胃里一次又一次呼唤“赤道赤道”，可是胃里不仅没有非洲的炎热，反而出现了北极的寒冷。这是从里往外冲锋出来的冷，比起站在寒冬风雪里的那种从外往里渗透的冷，这个他妈的更冷。

晚餐后我瑟瑟打抖回到宾馆，烧开一壶水，喝下两杯热茶后，胃里才有了温暖的感觉。可是第二天早晨醒来时，胃里仍然有丝丝寒意。我怀疑昨晚喝下去的烧酒没有去过赤道，这桶烧酒很可能装上一群酒鬼的船，从船长到大副到船员全是酒鬼，这群醉醺醺的酒鬼驶错方向了，没有南下去赤道，而是就近到北极去转了一圈。

我想起小时候，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家的一个邻居，六十多岁，每周要喝一次白酒，一小杯白酒和一粒五香豆。他美滋滋喝上一小口，舔一下五香豆，停顿一会儿，再美滋滋喝上一小口，再舔一下五香豆。直到五香豆表皮的咸味没有了，他才开始仔细地吃上一点。只有一小杯白酒和一粒五香豆，这个老头可以享受两个多小时神仙般的生活。他脸上洋溢出来的不是酒醉的表情，而是陶醉的表情。

再想想这些年看到的一些人，嚎叫着把名贵的白酒和红酒像啤酒一样干杯。这些人应该去喝假酒。

儿子的固执

二

○○四年十一月我们在哈佛大学的时候，周成荫教授让一位学生带着余海果在波士顿到处游玩，那位学生后来笑着告诉我，说余海果的语言很特别，她有一次抓住余海果的手腕，可能使了点劲，余海果不说捏重了，他说：

“你捏住我的血管了。”

我记得余海果还在幼儿园上学的时候，有时我会突然吼他一声。有一天他认真地告诉我，这突然的吼声对他的伤害很大，他做了一个比喻，他说：

“好比是拿着遥控器，咔嚓一下把电视关了一样，你会咔嚓一下把我的生命关了。”

我和余海果相处十一年了，我经常被他奇怪和特别的比喻吸引。当他上了小学，开始写作文以后，他的比喻总是在那些错别字和病句中间闪闪发亮。

余海果一直声称自己不喜欢写作。这次他跟着我和陈虹在美国和法国转了八个月，看了很多风格迥异的建筑，于是声称自己迷上建筑了。在美国我们跑了十多个城市和二十多所大学，他说最喜欢的是斯坦福大学，他喜欢斯坦福的房子。因为在伯克利住了三个月，他也喜欢伯克利加州大学，他说喜欢校园里的坡度。

余海果开始写作文的时候，就会把自己关进小屋子，过一会儿出来宣布一下，已经写了多少个字了，然后又进去继续写作，再过一会儿又出来一下，又宣布写了多少个字了。他每写几个字都要重新清点一下总共有多少字了，这是他写作最初的成就感。

《在美国钓鱼》是余海果迄今写得最长的一篇作文。这篇作文对他意义重大，这之后他不屑于点算字数了，开始点算页码。当他从自己的小房间出来，宣布自己又写了半页，或者又写了一页。然后像是经历了一次长跑一样，疲惫地说要让自己休息一下了。

我和陈虹曾经希望他多写几篇关于美国的作文，我们在爱荷华城住了两个多月，在鬼节的那个晚上，他和两个同龄的孩子挨家挨户去要糖果，最后背着一大袋糖果回家，倒在桌子上清点时得意洋洋。之后的感恩节我们又在洛杉矶度过，他去了朝思暮想的迪士尼乐园和环球影城，他还在我们住的希尔顿酒店的露天泳池里游泳，他说喜欢洛杉矶，因为这是一个冬天还能在露天游泳的城市。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旧金山了，晚上我们专门去了一个教堂，在肃静的气氛里他坐立不安，神甫在讲述的时候，他偷偷告诉我，他快要得忧郁症了。纽约的曼哈顿和芝加哥的市中心气势恢宏，行走在那里的街道上就像是行走在峡谷里。还有北卡安静的小镇，还有灯火辉煌的拉斯维加斯有很多可以写作的经历，他在爱荷华城的赫尔斯曼小学和伯克利的拉孔特小学分别上了两个月的课，与美国孩子在一起的经历。我们都希望他写一写，但是他摇头，他说写作一定要自己想写了才能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