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步跨上电子体重磅秤，看着红色显示灯在几个数码间吞吞吐吐。我想，安德烈未来的爱妻会像这样，在每天浴后站在我现在的位置上。那个女人会是我吗？

我再次觉得惊险，一念之差险些就断送了我正享受的这一切。

我拿起马桶旁边的电话，拨了个号码，响了六遍铃，阿书沙哑地说：知道是你。我以为你昨天一到就给我打电话呢。

我说：我坐“红眼睛”航班来的，昨天补觉补了半天。

她说：我以为你特急着知道我的“招供”呢！

我问：你都供什么了？

她说：你放心，凡是我知道的，我全招了。那家伙长得不错，挺精神的。

我怕她接着瞎扯，马上要她挂断电话，我十分钟之后再给她打。

她骂骂咧咧，说：有监听器怕什么？无非把大实话再讲一遍。打死我也就这些话；打死谁我都是这几句话！他妈的让你监听！……

我赶紧叫她闭嘴，把电话挂了，匆匆换上衣服，戴上安德烈的阿拉斯加皮帽，跑出门去。在街口快餐店里，我找到一个投币电话，一拨通就听阿书仍在骂骂咧咧，我这边又穿衣又戴帽又鬼头鬼脑找打电话的安全地点，她那边一口气骂到现在。她说她就得骂给他听；我问“他”指的谁；她说谁在她电话线上装“小耳朵”她就请谁听她的脏字眼儿。她说FBI已在礼拜给她过了“大刑”。我问怎么个过法。她说跟那么乏味的人来来回回讲那么几句乏味的话，还不叫过刑。她告说我：理查·福茨尽量变着花样问那几句话，于是那几句话就是变着花样的乏味。

哪几句话？我问。

还不就是我什么时候认识你的，你在军队的活动我了解多少。我们是不是常常通信……最后又说：他们俩人据说是在北京认识的，我说：不对，是在美国认识的，在我眼皮子底下认识的！他说：那可能是他俩装的，我说：那他俩装得可够棒的！

我急了，跟她嚷起来：你怎么帮腔啊？！我们怎么装了？！

我没说你装啊！……

你不是说我装得够棒的？！

我说你要能装成那样那可是没得说了：天生一个大瓣蒜！

谁装蒜啦？你存心害我？！

唉，你这可不够意思，我这可是舍命陪君子，我图什么？！让电话线上的“小耳朵”一听，乐了：我们这边内江了！资本主义就这点儿好，个人主义，谁也不跟谁团结得像我们社会主义这样……理查·福茨就是想利用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团结。

我这才知道，便衣福茨出的一趟急差原来是来麻烦阿书。

阿书接着告诉我，若不看在她和我穿开裆裤的情分上，她早让便衣福茨去见鬼了。她又做出一副淫荡嗓音说，理查·福茨要不那么五官端正，不肥不瘦，她可能会少很多耐性；她的态度良好跟他长得英俊有关系。

我说：要不你帮我干掉他算了。

她说：有那么一闪念。后来想，我这忙也帮得太大了，怕你心里过意不去。

我笑起来。

阿书说：他也觉着我看着他的眼神不对了，可能有点儿不正经。他马上把话一转，问我和外交官戴维斯什么关系。我想这小子实在太帅了，讲这么低级趣味的话都让我舍不得干掉他。我说：啊，我跟外交官戴维斯先生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关系，也就是上了四回床而已。

你真这么说的？我知道她不会这样跟FBI的便衣说话。

她拍着床铺大笑。我们俩在电话上比较大无畏。

她笑完又说：便衣福茨真是挺帅的，你知道他们挣多少钱一个月？

我说：肯定比邮局的挣得多。

那天他来我公寓找我。我一看，嗬，你艳福不浅，弄了这么个帅哥便衣来审你的案子！

我说：别堕落好不好？他不就是一个狗特务吗？

她说：我还迷上过一个UPS的卡车司机呢。我跟便衣福茨说：请等等，我煮杯咖啡去，其实我跑去换了条超短裙。他装着没看见我摇身一变，不过我看出他眼睛一散光。然后他开始问你在军队的时候，写的信都说些什么。我说：我这人吊儿郎当，她教育我不要吊儿郎当。他说：你不认为她这是在给你洗脑；我说：我哪有您这么高的觉悟。我又说：我还收到她寄给我的军装，毛主席著作；他说：这在我看很像洗脑。我问他：你知道那时候一件正牌军装什么价吗？——能换十斤挂面！十斤挂面什么价你懂吗？——二十八个鸡蛋！二十八个鸡蛋意味着什么你明白吗？——我们全家每月才十个鸡蛋，还有四个散了黄的，一个臭的。不散黄不臭的只轮到我爸爸吃。我爸爸有慢性肝硬化，二十八个鸡蛋在我们家可是大事，你懂不懂？！

阿书拿我做假设的便衣福茨。她在这里停顿下来，为强调她下面更重要的话——

她说：因为二十八个鸡蛋让我爸爸的肝腹水拖延了四个月；没这些鸡蛋我爸爸会早死四个月，所以这些鸡蛋等于是我们三姐弟四个月的爸爸！

我问她便衣福茨听完怎么个反应。

没反应，傻了。过一会儿才说：你们能长大成人，真不容易，内心从小就受过致命创伤。我说：也还行吧，我爸爸在世我们吃萝卜干炒辣椒，我爸爸去世我们还是吃萝卜干炒辣椒。对了，他还问：你的朋友在童年、少年时期有没有不良习气？比如撒谎。我说：嗨！我当你说什么不良习气呢！撒谎谁不撒？你不撒谎？他特严肃。说：对我的朋友，我就不撒谎。我说：我也是。他说：你可别对我撒谎，我说：那你争取做我的朋友吧。

后来呢？

后来我想，这小子不错，又帅，又不笨，值得追一追。我就一直把他送到大马路上。你知道，我对我喜欢的小子，一般送到电梯门口；有可能闹恋爱的年轻光棍，我就送到楼下；特别有潜力的，我才送到大马路上。一男一女乘电梯，大眼对小眼，哇，那股荷尔蒙压力！心肯定会乱。你有没有这种体验？

阿书，FBI和个中国女人恋爱？你想什么呢？！

想想都不行？再说不是我想，是荷尔蒙想。

他们这种人一般都不理睬荷尔蒙，都是冷血。

她在电话那头继续嬉皮笑脸，说：唉，你想想，生个小FBI，也不错，据说进FBI要考智商的。

我发现身后站着两个人，等着打电话，都受不了我的胡扯。我们的对话是中文，用不着听懂它也明白它是胡扯。在美国，用公用电话超过十分钟的一般不是正派人，不是走私贩毒倒军火，就是匿名告密或恐吓，不然就是通奸腐化。最次也是缺乏社会公德，跟随地吐痰同等罪过。

我跟阿书说：行了，有人等着用电话……

她说：让他们好好等着。我跟便衣理查在大马路上握手的时候，他说：什么时候来芝加哥，我请你喝咖啡。我心想，天寒地冻穿超短裙也值了！……

　第14节　

我笑着挂断了电话。等着打电话的人增加到五个，排成了一支小队伍。至少有四个种族在这支队伍里。他们都是一脸的不高兴，因为他们吃不消我用一口他们完全不懂的语言在那里疯。我越是乐不可支他们越有气，等于我在公然地、一口接一口地当他们面吐痰。

安德烈要我花一个上午时间去为看晚上的芭蕾购置服装。他说他的朋友劳拉会在五角大楼购物中心等我。“波拉克公主”从小精通时尚，更精通合算的时尚。安德烈从钱包里拿出六张一百元的钞票，说这个数字是犹太公主精打细算得出来的。

劳拉比我想象得要苗条，像个女高中生。她穿一条合体的牛仔裤，白色高领紧身衫，黑西服上有两颗纯金色的纽扣。从敞开的西服前襟，露出宽宽的牛仔皮带，野性十足的一个黄铜带钩。她上来就问我有多少钱的预算。听我说六百块，她马上骂安德烈抠们儿。她说：我跟他说最起码六七百块！你总不能光穿一身好衣裳不管鞋子和皮包吧？还有，你总不能一身名牌首饰一件也没有吧？六百块，我的工作量就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