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想，不知她看不看得出，我眼下这一身统统加起来，也不值六块钱。

劳拉忽然说：我特喜欢你的大衣！现在要找件有个性的衣服真不容易！

劳拉是个厚道姑娘。她明明看出我的小腰身大衣起码过时了三十年。它是我在牧师夫妇组织的教会义卖上买的，花了我两块钱。

劳拉又说：你的皮靴也很帅——现在的做工不像那时候了。三四十年代做的鞋才这么考究，都是手工。你看这一颗颗小钉子是手工钉的！现在谁花得起这些工夫来做双鞋？我能不能看看你的大衣里子？

我说当然。我不知道她到底想拿我干什么。

她在我大衣领子的商标下面寻找，大大的眼睛眯紧。这时候我们站在自动楼梯上。不少人从我们旁边超过去，又回头来看我们。他们多半好奇，少数人不怀好意，因为劳拉的表情和动作极像在我这件旧大衣上翻找虱子。

她突然大叫一声：看，这里！

她指着大衣腰部侧钉的一块小布签，上面有一枚图章，绕着它有一圈小字“服装制作劳动工会”。

她说：我一看就知道是件真货！四十年代制造的衣服才会有这个标记。那时候美国左倾，工会权力很大。不经过工会，你别想找到工作也别想把产品投入市场。我在这方面很厉害，鉴定这个世纪和上世纪的服装；哪年流行什么。一般不会有误差。

我明白了，对我这件大衣可以有两种理解：普遍意义的垃圾，特殊意义的古董。

劳拉把我领到一个静悄悄的大厅。这里连同我们一共七八个顾客。一些没有五官的模特枯骨一般僵在各种姿态上；那种枯骨才可能有的冷漠的飘逸姿态。它们是以某种暗色的，毫无光泽的材料铸塑的，劳拉告诉我，是按照一些活着的著名模特的身材塑出的；每具模特都是一个真人的精确立体投影。所以每具人形都有名有姓。我看着它们不近情理的身高比例，刀一样锋利的肩胯，不胜其累地挂着衣服、裙子。我想象它们作为真人会多么怪诞多么恐怖；它们的真身游走在人间时，一眼望不到边的人海；滚滚涌动的头颅，她们感到孤独之极，因而她们才有了这一个个冷漠、飘逸的姿势和态度。

在我对它们发着奇想的同时，我已经被劳拉安置在一间试衣室里。一个穿迷你裙的老妪抱着一摞衣服跟进来，按照劳拉的指令将衣服—一挂好。七十来岁的老妪浓妆艳抹，两条枯瘦的腿百分之八十五露在裙子外面。浑身装束没有一分宽裕。劳拉在一张古典式的缎面椅子上坐下来，对老妪吩咐：劳驾，给我两杯喝的。

老妪说：好的，心肝儿。我们有冰茶，果汁，鸡尾酒。

劳拉架起二郎腿：我只要冰水。白水。

老妪两条妖烧的腿以效率极高的步伐向门口走去。

劳拉叫住她：等等。

老妪以十七岁的姿势蓦然回首。她说：好的，心肝儿。

劳拉说：给我一盒薄荷糖。

老妪不卑不亢，很有节制地给了劳拉一个笑脸，说：我叫玛丽，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一盒薄荷糖，还要别的什么？

劳拉说：就这些，谢谢。

我的荣幸，心肝儿。

顺便问一声：你用的是什么香水？

不是什么好牌子，我一位表亲赠送我的。

我喜欢这香味。

噢，谢谢。

别客气。

老妪冷冰冰的谦恭和劳拉冷冰冰的和蔼，使一种短暂的主仆关系瞬间确立。

我磨磨蹭蹭，将一条黑色连衣裙套住上半身，再一点点将它往下扯，扯到膝部，才将我的长裤褪下。这样一来，我不必展示我低质价廉的棉内裤。劳拉以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穿、脱衣服的习惯，脸上一丝惊讶也没有。她上来替我拉上背后的拉链，一只手抓起我的头发，将它按在我脑袋顶上，然后比我还用力地瞪着镜子。这是一件弹力丝绒的夜礼服，我平坦坦的胸有一大半露在外面。我看见镜中的中国女人一点儿炫示的本钱也没有；她这样袒露毫无道理，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劳拉在我背上猛推一把，说：背要直，胸使劲挺。

我照她的意思办了，那衣服还是和我文不对题。

这时试衣室的门被轻叩几下。劳拉大声说：请进！

老妪两条瘦腿利索而矜持地迈着步子。手里捧个托盘，托盘上放两个高脚酒杯，玻璃薄得如同灯泡。那种随时可能碎裂的危险使这一对杯子及杯中的水看上去很昂贵。

劳拉说：玛格，看怎么样？她指镜中的我。

简直就是她的衣服！不过抱歉：我的名字是玛丽。

劳拉端了杯水，喝一口。满脸是严苛的批评。她说：不是最理想。

妪说：我想那件短款可能更配她。

劳拉不以为然地看看老姐的推荐，说：那件充其量只能去鸡尾酒会。

老妪说：对极了，心肝儿。第一眼我就知道你品位高雅。这套鸡尾酒会穿，再合适不过了。

她不动声色地拍着马屁。

劳拉从一个分币大小的银色小盒里取出一枚白色药片，放进嘴里。再取出一粒，递给我。我也学她的样把它搁入口中，一股薄荷的辛辣猛烈地充满我的口腔。劳拉把那个小银盒塞入我的皮包，告诉我：这些薄荷糖可以使我有个清洁芬芳的吻；一个年轻单身女人，要随时准备被人吻或吻别人，要做好深吻、长吻的准备。

老妪说：对呀，我就一天到晚含着薄荷糖。

我从镜子里迅速瞄一眼她那由脂粉塑出的面具，她的百分之八十五裸露的腿。这样的年纪仍怀着如此的希望，洁身自好，满口清香，以便那埋伏在命运中的吻突然袭来时可以沉着、自信地迎接，以使那样一个不含洋葱大蒜胡椒乳酪气味的芬芳的吻引爆一次良缘。据说这和男性在钱包里备一两只避孕套同等重要。充满性遭遇的时代，一个负责的男人或女人该有些必要的自身准备。老女售货员在这个年纪还毫不大意地穿迷你裙，含薄荷糖，以免冷弹一样漫天飞的吻和艳遇打她个冷不防。

劳拉围着我转了半个圈，再转回来，然后前进两步，再后退三步，她慢慢点头说：是件相当性感的鸡尾酒会服装。

老妪说：相当性感。一定会成为鸡尾酒会的注意焦点。

劳拉说：可惜不是去参加鸡尾酒会，劳拉像个画家那样后仰着身子看镜子里的我。她说：这件衣裙最多到六点。

我说：啊？

劳拉说：服装的隆重程度是有规格的；最不隆重的是下午三点，一般这时候是下午茶；五点，鸡尾酒会；六点，晚宴；最高规格是九点。你需要的是九点的大礼服，你该看看我母亲看芭蕾看歌剧的服装，从头到脚，从内到外，看上去简直气势汹汹，不可一世。那个庄重冷酷的样子，像是去壮烈牺牲，要不就是去杀别人。

我想乐，但发现屋内两个人都没有逗我乐的意思。百万富翁的女儿劳拉让我大长见识：做个上流社会的女人真不易。

最后劳拉和女售货员玛丽决定：我今晚的服装规格非得“九点”。玛丽说她一生看过两次芭蕾一次歌剧，女人在那里个个杀气腾腾，你稍稍示一点儿弱，马上被杀下阵来。她以过来人的口气对我说：一件衣服可能会改变你一生的命运；试着想想，一个参议员忽然看见一个装扮不同凡响的女人，心里说：哇，这个姑娘趣味不错，我得上去跟她搭讪搭讪。女人看芭蕾是为了被人看的。

老玛丽又尖又长的红指甲在我身上划来划去，扯扯这里，整整那里。她一生的两次芭蕾一次歌剧全白搭了，这把岁数还得仰仗两条腿。那两条腿早年是有过好时光的，别看这时候它们已没什么露头了。

劳拉为我拿了主意，买下了一件五百九十元的黑色礼服。我还得再贴出几十元的购买税，和两百元的鞋钱。等劳拉走后，我只剩一张地铁票钱了。我手里提着价值三个多月房钱的行头，在地铁站里两眼空空地走着。过去了三四列火车，我浑身无力，什么念头都没有，只有一个单调的声音来回说：八百六、八百六。我这时的感觉近似一位刚进城的老乡，挨了歹人一闷棍后发现所有钱都给掏了个精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