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的冬天，他首次发配前线，他的部队却在距离战场五十公里的地方被游击队袭击。那一波攻击没有造成太多损伤，而他是被机枪放倒的几个倒霉鬼之一。伤愈后他再次赶往火线，却编到另一个部队，几个星期后他才知道原来的部队没能退过第聂伯河。而他在新的部队停留不过三个月，一纸公文将他抽调回国，他惊讶地得知自己这一趟是要回来读大学的。那是一项人才培育计划，选拔中学成绩优异的候补军官回国接受专才训练，项目是机械、化学、物理冶金等。虽然只有一学期的时间，但是他在一学期之内艰苦地完成全部化学和物理冶金课程，还利用极少的时间学了点俄语；而一个学期已经足以让他避过无数次近战和攻坚。

汉斯的叙述有一些和克劳斯相似的地方，一九四四年他也在基辅。但是比起面孔布满冻伤和疤痕的克劳斯，汉斯的脸颊残留着少年的柔软和丰润；尽管克劳斯的身材更为高大，但两人站在一起他却显得瘦骨嶙峋。因为直到一九四五年，汉斯的运气还没结束。

一年半的军旅生涯，汉斯只负伤两次，以他投入的近战次数，这简直不可思议。第二次负伤的时候，他因为伤口感染被批准延长住院。当时照顾他的是一个乌克兰护士。后来他得知那名护士在他的纪录上动了手脚，让他得以在医院多呆两个星期。她们不知道他懂一些俄语，他听见她们的交谈。

汉斯没有详述那段交谈的内容，但雅可布从他闪烁的眼神能猜到那名护士给了这位腼腆迷人的士兵什么样的好处。

战争结束的前两个月，汉斯避无可避地沦为俄国人的俘虏。缴械投降的那一刻，他猜想自己的运气已经走到终点，所有人都知道被俄国人俘虏意味着着什么。那一晚他和其他弟兄被集中在露天的战俘营，一群人满身泥泞、衣不蔽体，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俄国人就在不远处，围着营火谈天、跳舞、大声唱歌。其中一名醉醺醺的军官喊了些什么，其他人大声叫好。

谁也不知道营火前为何立着一台钢琴。俄国军官站起身，朝着那群肮脏饥饿的战俘边敲着钢琴边喊着「谁会弹琴」、「出来」、「弹钢琴」，他说的是俄语，但是所有人都听懂了。

起初没有人反应，没有人动作；当俄国军官拿出手枪的时候，汉斯站起身。

军官朝着天空放了几枪，枪口对准汉斯的脑袋：「只要你停下，我就轰掉你的脑袋。」

至此，汉斯与钢琴相伴的日子已然超过生命的一半。他会弹巴哈、贝多芬，也会弹葛令卡和柴可夫斯基，除此之外他记得卡秋莎、渔夫之歌的旋律，还有那些女孩对他唱的不知名的情歌；他回忆方才他们唱和的曲子，所有的军官和士兵都扯开嗓子，有的打着拍子，有的边唱边流泪。他不记得他弹了多久，最终他倒下的时候，那位扬言了结他的军官早已泪眼汪汪地睡着了。

此后汉斯得到比其他战俘更好的待遇，更充足的食物和更少的体力劳动。他们要求他演奏自己家乡的歌谣，他必须从他们口中哼的七零八落的调子和节拍猜测原曲；他们都很开心，而他至今不知道自己是否重现了他们心中的旋律。那些不懂五线谱的俄罗斯士兵费心为他弄来各式乐谱（包含了吉他谱和定音鼓谱），甚至为此载着那台钢琴行军；很奇怪，当这些过去的敌人围在他身旁围成圈拉着手跳舞的时候，他才真正意识到战争结束了。他的战争也结束了，在一个下着雨的晚上，当初拿枪指着他的军官告诉汉斯他们就要回去了，然后放走了他。

「这就是我的故事，杜宏先生。」汉斯说。

「我是最幸运的士兵。如果不是阿德勒中尉，这一切不会发生。如果没能在医务室遇见他，我不会下定决心离开Napola，不会有机会读完高中，更不会被选进大学。在Napola的时候我并不快乐，我不适合那里；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一切阿德勒中尉都看在眼里，他什么都知道，他选择指点我一条明路。这证明了他是一个明辨是非的人。这样的人不会是一个残酷的刽子手。」

一个短暂的停顿，汉斯紧接着说：「我承认这不是什么有说服力的说词。」他的语气急切，「但是，杜宏先生，您有所不知，战场是一个泯灭善恶的地狱，我见过善良的士兵被迫执行不人道的命令，也见过丧失理智的指挥官下令屠杀无辜的人民，我不敢说自己从没做错事，但是──我们没有选择，我们的敌人也没有选择。我能说阿德勒少校绝对没有犯罪吗？我不能。但，若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被审判，没有人是无辜的，即使我们从来没有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