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不得我听人家议论柯以是进步导演，说是日本人对他很注意呢。”

“人家议论？谁议论？”黄裳上了心。

黄坤不在意地说：“还有谁？左不过我爸那班师爷罢了。”忽然想起件事，踌躇地说，“你帮我取个英文名字好不好？”

“做什么？”

“交际时用啊。现在人人都有英文名字，单我没有，多糗！你知道我的英文水平不灵光，不比你，圣玛利亚女中的高材生，说英文比说中文还利落。来，你帮我取个特别点的名字，什么玛丽亚、海伦啦之类的可不行，得有寓意，像斯嘉丽（电影《乱世佳人》主人公）啦、丽贝卡（电影《蝴蝶梦》主人公）啦都挺好，可惜被人抢了先。”

黄裳见她说得郑重，便认真思索了一回，笑道：“那么，潘多拉怎么样？”

“潘多拉？好像是希腊神话里一个美女的名字是吧？”

黄裳笑：“就是的，美丽，而邪恶，把疾病、灾难、猜疑、妒忌散播出去，却把希望关在匣子里，自个儿紧紧抱着。”她知道黄坤开得起这玩笑。

果然黄坤不以为忤，反觉得意：“那倒的确很像我。好，以后我就叫这名字了，潘多拉。”

夜晚的万牲园是疯狂的，它是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这一重要特征的集中缩影——繁华、奢迷、五彩缤纷，充满着肉欲与金钱的诱惑。

其他城市的娱乐场所，不过是“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的中国古典式的风月，虽然香艳，到底敦厚含蓄；而上海的万牲园，却是张扬的，浮躁的，急不可待的，是“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被酒污掉的，不只是歌妓舞女的裙，而是整个上海的上流社会，各国客人各种肤色的女子的裙——英、法、美、俄、日，黄白人种鱼龙混杂，蔚为大观。

在这里，白俄女子个个都有着传奇的背景和显赫的头衔，不是某过气将军之女，就是某没落亲王后裔。她们有着雪白的皮肤、碧深的眼睛、血红的嘴唇，身上的衣服薄而透明，露出两条健硕的腿来，大腿的曲线是一流的，踢得高高地，仿佛要踢破天去，可实际上她们在异国的遭遇里早已破灭了所有的凌云壮志，不过是在跳一种当今最时髦的却尔斯登舞；

与她们相比，美国少女的线条要简洁明快得多。她们的笑容明亮而单纯，皮肤紧致光滑，大声唱歌，疯狂劲舞，还来不及学习忧虑，也不懂得什么规矩，眼里看到的不过是美酒靓衫，心里所想的也不过是及时行乐。她们的泪水和欢笑一样地廉价，就像她们的索取与奉献都一样地轻易而兴高采烈；

日本女人如果不穿和服，则不大容易辨认，因为在拥挤的万牲园里，她们没什么机会表现出那标准的姿势来——低低地弯着腰，踏着细碎的步子走在南京路上。即使躲避汽车，也要先鞠一个躬，然后才慢慢行开——但是有一个诀窍，可以通过她们旁边的男人来判断——因为日本男人的标志性的小胡子和努力挺直的胸背是出卖他们身份的最好记认；

还有柔媚多情的法国少女，她们都有一式一样的金色鬈发、蓝色眼珠，和一式一样的笑容与媚态。她们是爱的化身，是“艳遇”的代名词，随时随处、身体力行地增加着上海滩头的浪漫色彩；

然而最美的，仍然是颔首平胸的中国女子。她们处在文明与落后、时髦与保守的夹缝里，一只眼睛衔住了对过的男子，另一只眼回顾着身后的小姊妹，眼角犹带着整个的周围环境。每个上海女子都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天生交际高手。可是她们并不急于表现自己的交际手段，总要留那么一手，供自己独个儿回味和畅想。她们不喜欢将舞跳得太疯，将话说得太满，将路去得太尽。留有余地，是上海女子的处世哲学，永远不会吃亏。

黄坤不是上海人，她只是一个迟到的初来者。可是黄裳惊讶地发现，黄坤就好像天生是属于上海的，她那种浮艳骄纵的态度与万牲园的奢华是如此地合拍，那些音乐、那些舞步，仿佛早就印在她脑子里的，随便一举手一投足，都是若合节拍。旋转彩灯下，她的脸上、眼中都流着滟滟的光，妖娆地魅笑着，有一种翠艳的感觉，宛如金钩儿钓金鱼，严丝合缝，再搭衬没有了。最要命的，是黄坤够大方，够急切，有种参与的热情，这位大小姐虽然出身名门，可偏偏有种暴发户的迫不及待，好像当红舞女红过了头，来不及地要抓牢点什么，人生得意须尽欢。

休息的当儿，黄裳由衷地赞叹：“你才应该是住在上海的。”

黄坤也笑着，傲然地说：“你看着吧，我会喜欢这个城市的，这个城市也一定会喜欢我。”接着又不放心地叮嘱一句，“你没有跟人家说我结过婚吧？记住可要替我守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