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薛蓉后来开过小照相馆。找她拍照的多是男人。那些男人都比平时笨，需要她亲手教他们把手怎么放，头发怎样梳，眼睛往哪里看。他们任她摆布，她用手指弹掉他们落在黑衣服上的头皮屑，问要不要试穿西装照相。她把男人带到楼上的试衣间，在他们穿上那种后面开叉的鸟尾巴套装前，她已经谈好价钱，亮出白肉。完事后面色不改，呼吸平稳地走下楼来。她有好腰身，臀部大幅度地扭动，她把胶卷带到县里去冲洗。她很少按时交付照片。照相馆慢慢只剩一架老式的相机和墙壁上油烟熏过的香港景色，我们在这里炒菜吃饭，炒锅挂在香港中银大厦的窗口，海湾上堆积锅铲、漏勺和油腻抹布。

我对我妈薛蓉在巫镇从不掩饰的生活充满敬意。为了生存，她提前两个月将我扔到这个世界。“我”现在所遭遇的，并不是我所遭遇的。我坐在这儿，我是我妈薛蓉，我把裙摆往大腿上方提了两寸，含住矿泉水瓶嘴，啜饮一大口，腥红的嘴唇十分活泛……想到我妈薛蓉那一套不合时宜的做法，我差点笑场。我是这么做的，收拢双腿，把裙摆往下扯了扯，遮住膝盖。然后像雏儿淡性一样。羞答答地请教君子什么是通货膨胀，如何抑制通货膨胀。我抓住“膨胀”不放。君子露出经验丰富的自信，说通货膨胀就是指流通中货币量超过实际需要量所引起的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的经济现象。

我扫了他腰围附近一眼，黑色鳄鱼皮带严肃、贞洁地套牢下半身，他臀部左侧鼓起的地方，应该藏着一只饱满可爱的皮夹子，里面有整齐的人民币，甚至美金。我对君子抑或君子的钱包露出崇敬之情，白痴似地问为什么会膨胀。君子调整身体，为消除危机四伏的紧张，他笑了起来，脸上淌过不可捉摸的情绪。他十分乐意表现自己，说货币过度增加，物价持续上涨，钱不值钱了，照我看来，中国今年的通货膨胀应该大于百分之十五了。

我说，我喜欢膨胀，反正国家经济是好是坏。都不影响我当穷人。我和睡在天桥底下的人一样，只关心身上的虱子、中午的面包，顶多再关注一下与收入密切相关的天气。

君子摘了眼镜，掏出镜布擦了又擦，仿佛我什么也没说。我忍住兴奋，内心快活得一团糟，就像男人攻克了良家妇女的堡垒。君子的动作欲盖弥彰，他那颗比女人容量大三分之一的大脑绝对没体现任何优势，他的祖先从猿人演化至今，为了交配、繁殖，延续种族命脉，四出游荡、找寻理想的交配对象，练大了大脑，于此时竟也一无是处。

列车服务员推着小车吆喝过来。她是一位黝黑壮实的妇女，用一种会几国语言的狂妄语调，操多种方言数报推车里的食品，声音像一群五颜六色的鸟。

君子买下两瓶橙汁，说。从这里也能看出通货膨胀的痕迹，像这种饮料，比上个季度上涨了百分之二十。他递给我一瓶。看来他一直没间断思考膨胀的问题。握瓶的手指挺年轻。我能读出它们进行抚摸运动的轨迹、节奏与喜好，我知道对我妈薛蓉来说这些无所谓，甚至器官。我痛恨我的审美习惯，她只求囫囵吞枣或被囫囵吞枣。我妈薛蓉错过了这个好时代。她作为物品的价值被淹没了。

接下来我故作矜持，装作欣赏窗外的风景，心里惦记君子的皮夹子，举止青涩。君子对我颇具好感，邀请我下车后去百年大礼堂听演讲。呵，倒退十年我会抓牢这样高雅迷人的机会，义无反顾爱到丧尽天良，如今我只想告诉人们别谈什么爱情，只管颠鸾倒凤地睡，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要善于探索与发现敏感地带。

我并不急于拒绝君子的邀请，我讨厌音乐会、展览、讲座等一切道貌岸然索然无味的活动，但我喜欢欣赏那些衣着考究的物群在特定的环境里进行礼貌与修养充分的自我折磨——为了这个知识分子的丰富皮夹子，我倒是不吝表演天赋，诚挚地表达对艺术的向往与热爱，炫耀我的音乐天分，小学三年级就指挥全校学生齐唱《学习雷锋好榜样》。

君子不打盹，不读报，我无可乘之机。

风景单调，棉花堆的云朵白得纯洁，云朵边沿泛黄，是阳光污了它。

我内心的灿烂因而布满瑕疵。

当火车匀速滑进海域车站，我突然涌起一股很操蛋的伤感。我顽强地抵抗这股莫名其妙的情绪，咬牙切齿，为“伤感”这种东西感到羞耻，可我竟未能把持自己，这一刻我问自己怎么到了海域，我是什么东西，我是我吗？在对面的君子眼里是一堆肉吗？一堆好看的，可以小炒、清炖、红焖，可以用任何方式烹饪的肉吗？他是否看见我的脑袋。黑发蓬勃的脑袋，里面装的不是大便，是一堆没被凿通的天才的脑浆，它可能是柏拉图、爱因斯坦、莎士比亚、拿破仑、希特勒。我要一直这样混下去吧？倘若不幸活到八十岁，我还有漫长的六十二年，了无生趣的22630天，平淡无奇的543120小时，即便我怀着美好心情每天坐一趟短途火车，往返四小时，还剩下45260叫、时的空洞。挖一个家庭的墙角已经微不足道，墙内墙外都不再有人对性和出轨这样的小事愚蠢地全力以赴、倾家荡产。我多么想去杀一个人，烧一栋房子，或者干脆把自己捆成人肉炸弹扔进火车站，以表现我的非平庸之处。可我天生只勇于小偷小摸，安于一只皮夹子的成果，享受与猎物周旋的可爱机智。想想当年我妈薛蓉作为一个坦荡的婊子，她身上的那种无耻与勇气是多么的高贵。